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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中的经济

最丶木 发表于 2015-12-3 21:06:56 [显示全部楼层]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9 824
 有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经济发展看成是毛泽东时代的完全失败的典型例证。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说法是:“文革”时期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还有的说“长期发展缓慢”、“停滞不前”等。是也、非也?对此重大问题发表意见、澄清事实,应是每一个中国人应有的责任。

客观事实不容抹刹

  其实,要正确说明“文革”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困难的事情。一个简单方法就是将“文革”后的中国经济状况与“文革”前的1965年相比较。

  人们知道,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到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是共和国历史上经济发展较好的时期之一,当时大多数经济指标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1965年中国经济形势虽然很好,但那主要是调整、恢复的结果。


 1960年,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农业欠收,人民食物供应不足;苏联片面决定撤走专家.撕毁经济建设合同,更加重了我国经济困难。图为1960年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师进入塔里木盆地开垦荒芜的戈壁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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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丶木 发表于 2015-12-3 21:07:17
  自从“彻底否定文革”以来,人们对当时的经济建设成就讳莫如深,政坛上对“文革”期间的事情采取“报忧不报喜”、发展数字宁抑不扬的做法。即使如此,依据国家统计部门所公布的数字仍能看出一些真相:止于1978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3624亿元,这比1965年的1716亿元翻了一番还多,年均递增率达6.8%。

主要产品的产量更是大幅度增长,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例如:钢产量达3178万吨,原油产量达10400万吨,原煤产量达61800万吨,粮食产量达30475万吨,它们分别是1965年的2.6倍,9.2倍,3.09倍,1.6倍。①这样的增长速度从哪方面能说是缓慢呢?如果说“文革”时期经济发展是“停滞不前”,那就是说它比1965年没发展、没变化,这岂能是事实!

  ①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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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丶木 发表于 2015-12-3 21:07:38
 谈到“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还有两个重要情况值得指出:其一,当时是在没有任何外援、借贷情况下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建设的。中国在1968年就全部还清了公债,成为世界上少有的一个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其二,当时经济发展是没有任何“泡沫”和虚假现象的。人们都知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增长大多年份高达百分之八、九,然而这其中仅银行不良资产就达百分之三、四十,还有大量的资源浪费、“豆腐渣工程”、腐败成本等,而这类现象在“文革”时期是极少见的,因而更加真实。

有人说“文革”时期国民经济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试问:当时全国没有任何企业倒闭,没有一年农业减产,没有金融危机,没有通货膨胀,没有产品买不出去,没有工人下岗失业或发不出工资,经济总量年均增长6.8%以上,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濒临崩溃”!所谓“长期发展缓慢”究竟有何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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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丶木 发表于 2015-12-3 21:08:11
 按工农业总产值计算,1966年至1978年年均增速是8.5%,大大超过了改革开放之后的1979至1981年6.7%的增速。有许多经济指标,如煤、石油、钢铁、发电量、机床等产量增速更是超过改革之后。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6.9%,远远超过1979至1981年年均负1.7%的增长速度。如果说“文革”期间经济“濒临崩溃”,那么改革之后的1979年至1981年经济岂不更是“濒临崩溃”吗!

 人民画报1974年第12期,大连机车车辆工厂广大职工干部认真贯彻执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与有关兄弟工厂、科研单位、高等院校、使用部门大力协作,试制成功我国自行设计的单机4000马力交直流电传动内燃机车,并成批投入生产。

 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资料,从1952年到1978年的26年的时间里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达6.5%;而同期世界的增长速度是3%,美国是4.3%,日本是6.7%,英、法、意还低于美国。这就是说中国的发展速度是世界同期的2倍多,远远高于美、英、法、意等,与处于高增长期的日本差不多。从主要产品的产量看,50年代初中国都排在世界工业国家的大后面,而到了1978年钢产量就超过了英、法、意,成为继美、苏、日之后的第四位国家;石油由过去有名的“贫油大国”而一跃成为基本上自给的世界“第八产油大国”。其他如:原煤跃居第三位;棉纱产量跃居第一位,发电量跃居第七位,粮食产量跃居第二位,棉花产量跃居第三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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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丶木 发表于 2015-12-3 21:08:50
事实充分说明,从50年代以来的中国的一直是迅速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而关键性的建设大都在文革期间。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差距从没有拉大,而是逐渐缩小。中国科技和经济发展,以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一、二百年的路程。所谓中国“耽误了二十年”从何说起! 
 70年代,西方国家进入新~轮的经济危机,美苏两霸冷战不断升级,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普遍趋缓,但这时中国在“备战”的拉动下投资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据韩德强《中外对比五十年》中提供的材料,1965年至1985年西方国家GDP年均增长率是:美国1.34%,英国1.6%,西德2.7%,日本4.7%。其他亚洲有关国家和地区是:新加坡7.6%,韩国6.6%,香港6.1%,印度1.7%。而同期中国是7.49%。可以看出其中除了新加坡、韩国、香港与中国速度接近之外,西方发达国家和印度等都远远低于中国。所谓中国“经济发展步人低谷”、“扩大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等等纯系一派谎言。

经济发展有时候并不是单凭产值增长率所能完全说明的。让我们回顾一下在六、七十年代中国人所有的许许多多大事情,所创造的雄伟业绩,也许更具有其真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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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丶木 发表于 2016-1-9 20:15:16
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人物,每一个都可以同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上的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够比得上毛泽东。

  ——美国作家史沫特莱

对许多海外华人来说,毛是个英雄。他使中国站起来反抗外国的压迫,特别是西方和俄国的压力。

  ——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
  
毛从来不是教条主义者。他是灵活的,愿意变革和学习,而最重要的,是忍耐——一直到那个转折点上。他等待着那个最低点,然后在车轮向上转动时采取行动,不太早,也不太晚。他跟着历史来引导历史。

  ——美国记者海伦·斯诺

  他说,“什么是帝国主义的力量?这只存在于人民没有觉悟的时候。主要的问题是人民的觉悟,不是炸药,也不是油田或原子弹,而是掌握它的人。”我说,“还有原子弹哩!”毛说,他怀疑原子弹是否还有可能再次被用于战争。“它在广岛的大爆中毁灭了自己。”

  ——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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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丶木 发表于 2016-1-9 20:15:37
(我们)是在他的书房里会见的。那是一间陈设简朴的房间,周围摆满了书和他伏案批阅的文件。

  我之所以提到他个人的生活方式,是因为,毫无疑问,亿万中国人感到,他同他们过着同样的日常生活。

  ——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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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丶木 发表于 2016-1-29 22:26:58
07年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有科学家把78年以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统计了一下,发现66年至76年的文革,工业生产仍继续在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1966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0.7%,只有67、68年稍有减少,分别递增9.8%和9.9%,到了69年年均递增16.9%,70年比增19.4%)。金融时报还评价上个世纪全球最大规模,最成功的工业化是在中国,而同期世界的增长速度是3%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经过大量研究作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时代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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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丶木 发表于 2016-1-29 22:27:21
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认为,新中国取得了其它任何国家都没有取得过的成就。


正如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所说"中国以世界上6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 :


因此,"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邓小平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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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丶木 发表于 2016-1-29 22:43:15
从长远战略目标看,1966年至1975年执行的“三五”、“四五”计划,承担了中共八大提出的用三个五年计划初步建立工业化基础的后十年任务。到1978年,我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已经从1952年的43.1:56.9,变为75.2:24.8,(国家统计局编:《奋进的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可以说初步实行了国家工业化的目标。

因此,叶剑英1979年在代表中共中央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目前,全国工业企业达到三十五万个,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达到三千二百亿元,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的二十五倍。从我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一九五二年算起,到一九七八年,我国工业发展尽管有过几次起落,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仍然达到百分之十一点二。”(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大会的讲话,《人民日报》1979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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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要正确说明“文革”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困难的事情。一个简单方法就是将“文革”后的中国经济状况与文革”前的1965年相比较。人们知道,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到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是共和国历史上经济发展较好的时期之一,当时大多数经济指标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而经过了十年 “文革”,中国经济与1965年相比究竟是降低了、没有变化,还是大大提高、发展了?这对于稍有一些历史知识和经验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两个时期相比,中国经济状况不仅存在着量的巨大差别,而且存在根本层次的巨大差别。

   1965年中国经济形势虽然很好,但那主要是调整、恢复的结果。应该看到,那时中国的经济基础还是十分薄弱的,工、农业、交通等各方面都还没有什么 “大东西”,发展并无后劲。工业方面,那时独立、完整的体系尚没有建立起来,交通、能源建设和制造业还落后;农业方面基本建设很差,水浇地和化肥使用量很少,抗自然灾害能力很低,产量不稳定。可以说当时在工、农业基础建设和科技水平各方面都不能适应继续大发展的需要。而这一根本状况的改变,主要是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实现的。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发展都上了一个很大台阶,基础、实力大大增强。它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十分特殊和重要的地位,成就不可磨灭。

   自从“彻底否定文革”以来,人们对当时的经济建设成就讳莫如深,政坛上对“文革”期间的事情采取“报忧不报喜”、发展数字宁抑不扬的做法。即使如此,依据国家统计部门所公布的数字仍能看出一些真相:止于1978年,(“文革”虽然是在1976年10月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被宣布结束,但到 1978年12月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工作指导思想和经济方针并未改变,当时华国锋明确宣布“按既定方针办”,因而这一年就经济工作来说仍可算到“文革”时期)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3624亿元,这比1965年的1716亿元翻了一番还多,年均递增率达6.8%。主要产品的产量更是大幅度增长,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例如:钢产量达3178万吨,原油产量达10400万吨,原煤产量达61800万吨,粮食产量达30475万吨,它们分别是1965年的2.6倍,9.2倍,3.09倍,1.6倍①。这样的增长速度从哪方面能说是缓慢呢?如果说“文革”时期经济发展是“停滞不前”,那就是说它比1965 年没发展、没变化,这岂能是事实!①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4)》。

   谈到“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还有两个重要情况值得指出:其一,当时是在没有任何外援、借贷情况下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建设的。中国在1968年就全部还清了公债,成为世界上少有的一个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其二,当时经济发展是没有任何“泡沫”和虚假现象的。人们都知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 增长大多年份高达百分之八、九,然而这其中仅银行不良资产就达百分之三、四十,还有大量的资源浪费、“豆腐渣工程”、腐败成本等,而这类现象在“文革”时期是极少见的,因而更加真实。

   有人说“文革”时期国民经济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试问:当时全国没有任何企业倒闭,没有一年农业减产,没有金融危机,没有通货膨胀,没有产品买不出去,没有工人下岗失业或发不出工资,经济总量年均增长6.8%以上,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濒临崩溃”!所谓“长期发展缓慢”究竟有何根据!按工农业总产值计算,1966年至1978年年均增速是8.5%,大大超过了改革开放之后的1979至1981年6.7%的增速。

   有许多经济指标,如煤、石油、钢铁、发电量、机床等产量增速更是超过改革之后。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6.9%,远远超过1979至1981年年均负1.7%的增长速度。如果说“文革”期间经济“濒临崩溃”,那么改革之后的1979年至1981年经济岂不更是“濒临崩溃”吗!

   有人说:“自从1957年以后,中国耽误了二十年”。还说“十年动乱使中国经济步入低谷,进一步扩大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事实真的如此吗?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资料,从1952年到1978年的26年的时间里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达6.5%;而同期世界的增长速度是3%,美国是 4.3%,日本是6.7%,英、法、意还低于美国。这就是说中国的发展速度是世界同期的2倍多,远远高于美、英、法、意等,与处于高增长期的日本差不多。从主要产品的产量看,50年代初中国都排在世界工业国家的大后面,而到了1978年钢产量就超过了英、法、意,成为继美、苏、日之后的第四位国家;石油由过去有名的“贫油大国”而一跃成为基本上自给的世界“第八产油大国”。其他如:原煤跃居第三位;棉纱产量跃居第一位,发电量跃居第七位,粮食产量跃居第二位,棉花产量跃居第三位等。事实充分说明,从50年代以来的中国的一直是迅速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而关键性的建设大都在文革期间。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差距从没有拉大,而是逐渐缩小。中国科技和经济发展,以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一、二百年的路程。所谓中国“耽误了二十年”从何说起!

   70年代,西方国家进入新~轮的经济危机,美苏两霸冷战不断升级,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普遍趋缓,但这时中国在“备战”的拉动下投资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据韩德强《中外对比五十年》中提供的材料,1965年至1985年西方国家GDP年均增长率是:美国1.34%,英国1.6%,西德2.7%,日本 4.7%。其他亚洲有关国家和地区是:新加坡7.6%,韩国6.6%,香港6.1%,印度1.7%。而同期中国是7.49%。可以看出其中除了新加坡、韩国、香港与中国速度接近之外,西方发达国家和印度等都远远低于中国。所谓中国“经济发展步人低谷”、“扩大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等等纯系一派谎言。

   经济发展有时候并不是单凭产值增长率所能完全说明的。让我们回顾一下在六、七年代中国人所于的许许多多大事情,所创造的雄伟业绩,也许更具有其真正的意义。

  “文革”时期中国工业、交通建设的发展

   对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来说,首先把工业搞起来这是富民强国的关键问题。从历史上看,中国工业投入规模最大、建立企业最多、发展最快的时期,一是 “大跃进”时期,二是“文革”时期。“大跃进”时期所建立的企业有些在“三年困难”时期下了马(但其中大部分在后来形势好转时又陆续恢复发展起来),与此不同,“文革”时期的工业发展却要谨慎得多,稳健得多,项目建设一个成功一个,几乎找不到有何效益不好的企业。

   在仅仅30年的时间里,中国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在许多领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这只要看看当时国家在能源、钢铁、建材、机械制造、化工、交通、国防工业建设等方面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投建的大量工程项目情况就很清楚了。

   以石油、煤炭、电力和钢铁、水泥为主的能源、原材料建设是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最基础性的工业。“文革”时期中国工业发展最突出的成就也正是在这个方面。仅在1967年至1976年期间国家对能源建设的投资就超过了500亿元。在石油工业中,不仅扩建了大庆油田,而且新建了胜利油田、大港油田、任丘油田、辽河油田、中原南阳油田、江汉长庆油田等。原油产量以每年平均递增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产量突破了1亿吨,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5 倍多。其发展步子之大是任何时期所无有的。如果没有当时石油工业的大发展,我国八、九十年代以及现在的石油自给将是大问题,与此相关的化工、化肥、化纤等工业也不会发展起来。在煤炭工业中,新建了山西高阳煤矿、山东兖州煤矿、河南平顶山煤矿、四川宝顶山煤矿、新疆哈密露天煤矿;在电力工业中,不说各地兴建的众多的中小型发电站,仅全国大型的发电站就有:刘家峡水电站、丹江口水电站、龚咀水电站、黄龙滩水电站、碧口水电站、八盘峡水电站以及唐山陡河发电厂、山东莱芜火力发电厂等,发展同样是很快的。十年间中国能源产量年均增长率达到9.2%。全国80%以上的县都建立了水泥厂,产量比1965年增长4.1 倍。这都大大超过了八、九十年代的增长速度。

   在看待“文革”期间的经济发展时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必须看到:当时的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是十分严峻的:在南方正在进行援越抗美战争,美国军事飞机还不断侵入我国领土上空;北部与苏蒙的边境上苏联陈兵百万,战争一触即发;西南印度军队不断侵入我国边境等。在当时形势下既要搞建设又要加紧备战,为此工业发展不能不采取以内地“三线”建设为重点的方针。从1965年到70年代末期,国家在三线建设中投资达2050亿元,建立起了攀枝花钢铁基地、六盘水工业基地、酒泉和西昌航天中心等一大批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制造、飞机、汽车、航天、电子工业等新的工业基地,使国家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状况大大改变。这期间中国的造船工业由造万吨巨轮逐步提高到造五万吨和十万吨级巨轮的水平,发展极为迅速。全国有许多著名的大企业,如湖北二汽、贵州铝厂、邯郸大型水泥厂、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厂、江油特殊钢厂、成都无缝钢管厂、山东托拉机厂等也都是那时新建的。至于各地建设的大型骨干企业就更多了。到70年代末期仅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就由原来的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增长4.28倍,约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增长了 3.92倍。这极大地促进了中西部经济、科技和教育的发展,对于改善经济布局,克服过于集中于东部沿海大城市的状况,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人们看到,改革开放以后一改原来的指导方针,实行以东部沿海地区为重点、向沿海倾斜的方针,使中西部大批人才和资金“孔雀东南飞”,造成地区差别和社会矛盾迅速扩大。可以说,如无过去“三线”建设时期的基础,目前中西部的经济发展还会更加落后。

   在这期间,各地新建的工业企业特别多。1965年全国企业总数是15.8万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4.6万个,集体所有制的11.2万个;到了 1979年企业总数就达到35.5万个,是原来的2.25倍。其中全民8.4万个,集体27.1万体,分别是原来的1.83倍和2.42倍。而且企业规模普遍扩大,其中大中型企业有4500个。全国职工总数近一亿人(9967万人,其中全民制7693万人、集体制2274万人),比1965年的4965万人(其中全民3738万人、集体1227万人)增长70%以上。这也大大促进了就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这时中国基本上建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1952年,中国工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农业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就颠倒过来了,工业占72%,农业占28%了。

   “要想富,先修路”,这是改革以来喊起来的一个口号,20多年来中国交通发展十分迅速。然而不能忘记的是早在六、七十年代国家就开始大力加强全国的大干线建设,这期间在铁路、公路、航空、大桥梁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十分惊人的。十多年间,不仅建成了成昆铁路、湘黔铁路、川黔铁路、襄渝铁路、焦枝铁路、枝柳铁路、京通铁路、阳安铁路等十多条铁路干线,而且建成了包括滇藏公路、韶山至井冈山公路在内的许多贯穿各省城乡的公路干线。到1979年,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五万多公里,有复线的八千多公里,并且开始了电气化铁路建设。内燃机车也投入使用。铁路货运量达十亿万吨(1958—1978年20年间,不含地方铁路、企业专用线及一批在建未通车铁路,新增铁路营运里程24992公里,平均每年增加1249.6公里;1978—1989年11年间,包含地方铁路,新增铁路营运里程5200公里,平均每年增加472.7公里)。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80万多公里,全国两千多个县基本上每县都通了公路,大大改变了全国交通干线落后的状况。这个时期铁路、公路建设与以往不同的是:它大多是在西南地区高山峻岭的复杂地形条件下施工的,而施工技术、物质条件又很落后,其艰难程度中外少有。工人阶级、技术人员硬是靠发扬“敢啃硬骨头”和“一不怕苦而不怕死”的精神去战胜困难,谱写了人类建设史上最豪迈的篇章。

   在交通发展的同时,中国的大桥梁建设步入新阶段。1968年世界闻名的大工程一一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此后,十年间中国又先后建成了长沙湘江大桥、山东省北镇黄河大桥、前扶松花江大桥、浙江省兰江大桥、蚌埠新淮河大桥、上海黄浦江大桥、闽青大桥、洛阳黄河大桥、田庄台辽河大桥、江苏省淮南大桥、五河淮河大桥、重庆长江大桥等,使我国大桥梁建设无论在设计施工水平,还是在建设速度上都跃上一个新台阶。

   “文革”时期中国的航空事业发展很快。在国际航空方面开通了北京、上海与巴黎、与日本、与巴基斯坦、与苏黎世、与瑞士、与德黑兰、与地拉那、与亚的斯亚贝巴、与万象等许多新航线,与外国100多家航空公司建立了业务往来。在国内,新开了上海——兰州——乌鲁木齐、上海——桂林、兰州——拉萨、成都 ——上海等航线。到1973年国内建立了以北京为中心连结全国70多个城市的80多条民用航空线。

   其他方面,在大港口建设、长距离输油管道建设、高压远距离输电变电工程、载波通信干线工程,卫星通信地面站建设等方面都创历史最高记录,填补了许多历史空白。

   仅十多年时间,国家工业建设就干出了这样多的大事,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难道就因为当时处于“文革”时期从而可以将其一笔勾销吗?

   对外开放和经济技术交流

   70年代,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基础上一直在探索同西方发达国家开展经济技术交流的渠道,并形成了一个对外引进的新高潮。1972年以后,以“四三方案”为中心,毛泽东、周恩来多次批准关于引进国外设备、技术和扩大经济交流的报告。先后投资50多亿美元,引进了26个大项目,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还有武钢一米七轧机,3个大电站、43套综合采煤机、1套彩色显象管成套生产技术以及透明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气轮机工厂等。通过这些引进,建成了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山东胜利石油化工总厂、辽阳石油化纤厂、北京石油化纤厂、黑龙江石化纤维联合企业、福建维尼纶厂、四川维尼纶厂以及大庆化肥厂、南京栖霞山化肥厂、辽河化肥厂、洞庭氮肥厂、四川泸州和贵州赤水天然气化肥厂等国内一大批化工企业。当时引进的这些项目都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大大促进了我国基础工业,尤其是石油化工、化肥、化纤、冶金工业的发展,直接为 80年代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创造了条件。例如,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投产后,1984年就实现利税6.85亿元,比投产前增长1.66倍,所生产的大量钢板填补了国内品种的一些空白,减少了进口所需要的大量外汇。

   在大规模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的同时,70年代我国对外贸易和出口创汇也获得迅速发展。1973年、1974年、1975年全国出口总额先后达到58.2亿美元、69.49亿美元、72.64亿美元,分别是1970年的2.58倍、3.07倍、3.21倍。1975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47.51亿美元,是1970年的3.22倍。这样的增长速度即使在改革开放以来也是没有达到的。

   有人说:“文革”期间中国实行“闭关锁国”、“自我封闭”政策,“同外界隔断了十多年”,这完全是对事实的颠倒。相反,正是在这个期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日本、加拿大、奥地利、墨西哥、巴西、马来西亚、土耳其等全世界数十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正是在这个期间,打通了同美国的关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两国进行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会谈,并于1978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正是在这个期间,中国同欧、亚、美、非洲许多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参加了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开展了大量经济技术合作和援助活动,开通了许多国际航空新航线;正是在这个期间,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 理论,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基础,使我国国际地位大大提高;正是在这个期间,如前所述,我国的对外引进,对外贸易步子迅速加大等等。十年的时问发生这样大的变化,作出这么多的重大决策,所谓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同外界隔断了十多年”、“关起门来搞阶级斗争”之类的谎言何据之有!

   实事说明,中国共产党在积极开展对外开放方面是一贯的,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并没有超过毛泽东。所不同的是:那时的对外开放决没有带来这样多的苍蝇、垃圾和病毒罢了。

  “文革”时期中国农业的巨大成就

   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人们都知道在改革之初的80年代曾出现过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对此有些人归结为只是实行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结果。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非常片面的。

   其实,农村干部和群众都很清楚:当时实行土地承包,一时调动了农民积极性这只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农业生产条件的变化。其中主要是:一是农田灌溉面积大量扩大;二是化肥使用量增加;三是种子改良;四是农业机械化的普遍推广;五是耕作技术、病虫害防治等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而这几个方面都是70年代取得的成就的必然结果。在看待这个问题时,不能只讲果子丰收时的成绩而不讲当时栽培、灌浇时所投下的劳动和汗水吧!

事实是,“文革”期间中国农业的发展是最具有决定意义的。1965年至1978年全国粮食产量由19445万吨增长到30475万吨,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增幅达42.4%。粮食总产年均增长:1952-1957年农业合作化时期的5年为3.523%,1965-1978年文革时期的13年为3.517%,1957-1982年人民公社时期的25年为2.425%,1952-1982年合作化与人民公社时期的30年为2.608%,1982-2004年大包干时期的22年为1.284%。油料产量增幅达61.6%等,增长速度超过了改革后的90年代。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不能不承认:“文革”时期“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其实,何止是粮食生产保持了稳定的增长,最重要的还是在提高农业生产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如果没有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大规模水利建设、农田基本建设、支农工业和农业机械化建设、农业科技发展等,能够有后来中国农业的大发展、大变化吗?

   历史说明,在“三年困难”时期过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农业发展就一直十分重视,长期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和“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方针。尤其是在 1965年以后,国家对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发展农村电力、推广农业机械化等方面投入越来越大。至70年代后期基本上完成了包括海河治理、淮河治理、黄河治理、辽河治理等在内的许多大江大河的治理工程。不仅消除了水患灾害,而且建立了许多具有综合利用功能的水利枢纽工程,产生了兴利除弊的巨大效益。例如1973年完成的海河治理工程,前后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共修筑防洪大堤4300多公里,开挖、疏浚河道270多条,新建涵洞、桥、闸六万多座,同时还建了许多水库,对洪、旱、涝、碱等灾害进行了全面治理,使海河的排洪能力比历史上提高了十倍多,使海河流域实现了每人一亩水浇地,1973年粮食总产量比1963年增长了一倍。又如1972年竣工的辽河治理工程,共修筑堤防4500公里,修建水库220座,流域共建电力排灌站920处,可灌溉农田1100多万亩。1969年竣工的江都水利枢纽工程,由三座大型抽水机站、五座中型节制水闸、三座船闸和疏浚河道等十多项工程组成,它把长江、淮河、大运河和里下河联结起来,利用这些河流的不同水位,通过自流和机动引水结合进行排涝和抗旱,可灌溉农田250多万亩。

   在水利建设中,止于1977年全国各地共兴修了近百条人工河,建了七万多座大中型水库。例如,令世界震惊的林县红旗渠,被称为“人造天河”,1969年全部建成,总干渠长104里,灌溉面积可扩大60万亩;湖北省的汉北河也是一条人工河,1970年竣工,全长110多公里,建成后扩大灌溉面积100多万亩。

   诸如以上这样的艰巨豪迈的工程,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实现的,而且都是在当时物质条件匮乏、施工工具落后的情况下完成的,它完全称得上是人类史上的一个奇迹!如果不是靠集体的力量、靠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怎有可能实现呢?

   人们看到,到了80年代,由于土地承包到户,农村水利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不仅大部分停止,而且大量工程失去维护并遭到破坏。一些堤防被扒了,河渠被平了,排灌设施被拆了,以至洪水等自然灾害重新肆虐。到了90年代,有些地方虽然又建了一些水利工程,但办法就与以前大不相同了:大部分是靠资金堆起来,一个工程动辄数千万、上亿投资,几乎是没有钱就没人去干。有很多工程还带有“形象”、“政绩”的色彩,其中仅吃喝、送礼、庆典等费用就占去不少工程款,更不用说主管部门和承包人层层剥皮。工程建起来有相当部分还是“豆腐渣”。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建设方式何者更有成效?人们岂不是看得一清二楚吗?

   过来的人们都知道:过去农村的土地不用说山区丘陵地区,就是平原也都是坑洼不平的,绝大部分无法水浇,常年有旱有涝,好年景产量就是每亩二、三百斤。而正是在六、七十年代的“学大寨”运动中,农村公社展开了以整平土地、修畦田为主要工程的农田基本建设。当时广大群众和干部一起奋战在田野,吃的是窝窝头、玉米粥,用的是镢、铣、独轮车,硬是以手推、肩抬、愚公移山的方式,将土地搬了家,使大地变了模样。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把大部分耕地改造成了畦田水浇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的确,当时农民劳动的报酬是很低的,差的生产队一天的工分只有二、三角钱。然而,他们所创造的真正价值却远远高得多,他们谱写了中国农业变革史上最可歌可泣的事迹,他们的汗水并没有白流,其功绩惠及当代!

   止于1977年,十年内全国农村共建了56000座中小型电站,农村80%以上的公社、50%以上的生产大队都通了电,机电排灌动力达到6500万马力,有二万多眼机井,灌溉面积达到七亿多亩,农业人口达到每人有一亩稳产高产田。与1965年相比,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了51%,农业用电增长了 470%,机井数增长了935.89%,机电排灌面积增长了355.58%,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增长了643%。全国拖拉机有56万台,手扶拖拉机140万台①。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1985年)记载,1975年我国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进一步大大提高,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分别是1965年的6.7倍和66倍,排灌动力机械增长4.9倍,用电量增长4.7倍。按照这一发展趋势,特别是在当时“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思想指导下,以后的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必会进一步提高。 ①数字来源于《中国农田水利》,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25—43页。

   中国农业的发展,始终是建立在科技发展基础上的。从70年代始中国在改良品种、消除病虫害方面取得的成绩就是世界闻名的。我国著名的水稻专家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从60年代就开始了,70年代其成果就开始推广,新品种使水稻产量提高了20-30%%,亩产达千斤以上。另外,有关科研所培育的小麦新品种、水稻新品种以及杂交玉米、高粱等不断更新,给农业产量带来很大的变化。在防止病虫害方面,1968年就解决了马铃薯退化的问题。到1977年我国连续十年没有发生蝗灾,这一危害中国数千年的“东亚飞蝗”之灾被消灭,也是农业科学史上的一个重大胜利。由于70年代支农工业的发展,我国化肥、农机等产量都迅速增加,到1975年已投产的化肥厂就使化肥施用量较1965年增长了3.1倍,1978年化肥产量达到869万吨,农药50万吨。到80年代土地包产到户时,化肥、农药已大量使用,这成为当时农业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文革”期间中国农业在基本建设和改变生产条件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生产力发展是具有历史决定性的。从此中国农业不仅告别了因发生自然灾害而使产量显著下降的历史,而且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其直接成果就是80年代初期的农业大发展。可以想见,如果没有七十年代的成就,中国农业仍然停留在60年代中期的条件上,尽管你实行什么样的管理体制改革,农业产量在短时间内有那么大的提高是不可能的。

   “文革”时期中国的科学水平空前提高

   经济发展事实不可因政治需要而任意加以褒贬

   有人说:“文革”时期中国经济虽然有发展,但假如不发生“文革”,一定会有更快发展。

   我们说,社会历史从来是在曲折、跌宕中前进的,那种理想的直线发展方式从来就没有。问题是,“文革”期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已是客观事实,那个时代的人们干了那么多事情,难道能够以假设推理去加以否定吗?相反,历史不是更有理由提出:如果没有当时的建设成就,又怎么会有后来的改革和发展呢?改革开放难道是建立在空白地上的吗?的确,现实的中国变得更加繁荣和强大了,然而能够以此否定前人打下的基础吗?

   有人会说:难道十年“文革”对经济建设就没有带来破坏和影响吗?

   对这个问题应该实事求是、辨证地看待。一方面,“文革”初期对当时各方面的工作,包括经济建设确有不同程度的干扰和影响,但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一直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方针,从总的看经济建设并没有放松。对“停工停产闹革命”行为中央始终是不允许的。而广大干部和群众在高涨的革命热情推动下,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工作,不过节假日、星期天,而又不讲任何报酬的事情更是经常的、大量的。例如,在当时长江大桥建设中,在成昆铁路、川黔铁路施工中,在大庆、大港油田的大会战中,在 “两弹一星”的科学试验中,广大工人阶级和技术人员顽强拼搏,充分发挥其智慧和力量,建设速度和效率何曾有什么降低和影响?若讲经济效益,就当时所有建设工程都没有吃喝浪费、贪污行贿、造假和截留工程款之类的行为,就使建设成本费用低了许多吧!

    当然,对于“文革”时期的经济发展主流的宣传并非是全部否定的,其中也有被高度肯定的年份,那就是1975年。原因很清楚:这一年是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按照吹鼓手们的说法:这一年他力挽狂澜,使中国经济“迅速扭转危局”,实现了比上年增长11.5%(社会总产值)的高速增长。而在此之前和之后的74年、76年经济都是“严重危机”、“全面下降”。明白人可想:短短的时间难道经济发展就真的差别如此之大?

   众所周知:邓小平是于1975年2月任“代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次年一月即被解除职务,在这期间他的确是做了一些工作。然而这段时间毕竟很短,邓小平当时还只是“代总理”,他并没有改变党和国家总的经济方针和决策,怎么有可能根本改变整个发展局面?“文革”时期的经济本是一个连续统一的发展过程,怎能把它各个年份割裂开来,得出截然不同的评价?这岂不是典型的因人而异来评价历史事实吗?只因为是邓小平任代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这一年的经济就快速发展;然而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周总理一直主持国务院工作,难道经济就不是发展的吗?

                                                               

注:文中有关数据和资料主要援引: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新华出版社出版1982年6月出版。

(2)《中国统计年鉴(1993)》,国家统计局编,1994年出版。

(3)《数字中国》,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

(4)《实事求是地看待“文革时期”经济建设》,陈东林,《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10期。

(5)《七十年代前期的中国第二次对外引进高潮》,陈东林,《回首“文革”》,第45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

(6)《五十年、三十年和二十年》,韩德强,《思潮》第14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

我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粮食丰收的六大因素


    据调研分析,我国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农业丰收,最主要的原因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种子革命(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种”)。1973至1976年,我国南方籼型杂交水稻(育种代表为袁隆平)和北方杂交粳稻(育种代表为杨振玉)良种相继育成,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大面积推广,到八十年中期大体完成推广,使水稻单产较之前选育的普通良种约增加20%-30%。与此同时,小麦、玉米、棉花、油料等其它农作物也都陆续发生了种子革命。以山东粮食产区为例,七十年代中后期,山东冬小麦产区开始推广山农辐63、烟农15号、济南13等良种,小麦单产较以前选育的跃进8号、昌乐5号、泰山5号、泰山1号、烟农685等良种约增加20%-30%;玉米开始推广丹玉6号、鲁单33号、鲁单36号、烟单14号、掖单2号等良种,单产较以前选育的烟三6号、群单105号、鲁三9号等良种约增加20%-40%...这对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搞过农业科技的人都知道,一个良种,从配育到选育、繁育、推广,顺利的话也要十几年的时间,而要配育推广良种,首先还要建立起农业科研推广体系。如,我国籼型杂交稻良种从开始研究到大体完成推广,用了近20年的时间。
    第二是化肥革命(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肥”)。六十年代末开始到七十年代中页,我国各地陆续建成一大批中小型化肥厂,到1975年,已投产的化肥厂就使化肥施用量较1965年增长了3.1倍。1972年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以后,西方允许部分民用产品对华出口,我国又迅速引进了13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并利用这些技水对原有化肥厂进行改造和扩建,这些装置和改扩建项目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刚好建成投产,迅速增加了每亩化肥的施用量,这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田地里起到了明显的增产作用,当时的增产幅度一般达20%-40%。
    第三是水利革命(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自1958年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开始,各级政府每年利用农闲组织社员兴修水利,修路挖沟迁坟植树等整田改土,修造梯田,大面积垦荒,全国建成大小水库七八万座、塘坝无数,广袤的田野上,人工河道网、田间道路网、沟渠网、防护林网形成,极大地增强了农业灌排能力和防灾抗灾能力,保证了农业的稳产高产。这些现在很难组织完成的、投资无法用数字来衡量的农业基础建设工程,即使到了今天,仍使我们在这方面很少投入,多多获益。据央视一台2006年底的一则报道,2007年开始,重庆市拟对上世纪六七年代修建的水库进行维修养护,以弥补30年来在农田水利上的欠账,需拿出300亿资金。这仅仅是一个重庆市针对部分水库这个单项的维修养护资金,若将全国范围内修建的水库、塘坝、人工河、沟渠、梯田、农路网、标准农田等用资金来衡量,那将是个天文数字。
    第四是农业机械化(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土水工”)。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1985年)记载,1975年我国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进一步大大提高,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分别是1965年的6.7倍和66倍,排灌动力机械增长4.9倍,用电量增长4.7倍。按照这一发展趋势,特别是在当时“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思想指导下,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初,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必会进一步提高。农业机械的大量投入,为深耕、灌溉、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了保障,这对提高农作物产量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第五是耕作技术革命(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密保管工”)。由于农田水利系统的形成,生长期短且高产稳产抗倒良种的相继育成推广,农业机械、覆膜技术及化肥、农药、生长素的大量使用,使间作、套种、复种技术得到全面应用和推广,作物复种指数大大提高,从一年一熟实现了两年三熟、一年多熟。这原来一亩地当做一亩半到两亩的复种技术,大大地提高了农业产出率。
    再有个原因就是化纤产品的大量使用。七十年代初,在国内石化、化纤产品迅速研究开发应用的同时,1973年1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四三方案”报告,利用西方处于经济危机的时机,引进了包括北京、上海、黑龙江石化和辽阳化纤在内的3套大石化、4套大化纤项目,并利用进口设备对国内设备进行了自力更生的生产和改造。到1980年左右,这些项目相继投产,化纤产品大量投入国内市场,大大替代了棉产品,从而腾出了大量棉田用于粮油生产,提高了粮油的总产。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使得还没来得及全部享受到上述成果的1978年,我国粮食总产就由1952年的1.64亿吨,人均288公斤(人口5.69亿),增加到了3.05亿吨,人均319公斤(人口9.63亿),粮食总产年均递增2.42%。充分享受到上述成果的1979年后,我国粮食连年丰收,2004年全国粮食总产达到4.695亿吨,粮食总产年均递增1.67%。也正是包括上述原因,使得我国人口从1949年的5.4亿达到1978年的9.63亿时,人均寿命还能从35岁提高到67岁。
    综上所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的农业丰收,是我国前期对农业和支农工业大量投入的必然结果。

  附一组数据:
  1、全国粮食总产:1952年1.64亿吨,1957年1.95亿吨,1978年3.05亿吨,1982年3.55亿吨,2004年4.70亿吨。
  2、粮食总产年均增长:1952-1957年农业合作化时期的5年为3.523%,1957-1982年人民公社时期的25年为2.425%,1952-1982年合作化与人民公社时期的30年为2.608%;1982-2004年大包干时期的22年为1.284%(注:由于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颁布前,全国仅少数老少边地区实行了大包干,其它绝大多数地区仍为村队集体经营体制,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后,全国才开始了大包干的“总进军”,故大包干的政策效果1983年后才能显示出来。)
  

袁隆平及我国“杂交水稻”的育种简史——

    袁隆平:1930年生,1949年8月考入了重庆相辉学院(西南农学院)农学系,1953年毕业,分配于湖南黔阳农校(现安江农校)任教。
    1960年袁隆平从一些学报上获悉杂交高粱、杂交玉米、无籽西瓜等已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生产中,于是开始进行水稻的有性杂交试验(当时搞育种的院、校、所已相当普遍)。
    1960年7月,袁隆平在早稻常规品种试验田里,有幸发现了一株与众不同的水稻植株。1961年春天,他把这株变异株的种子播到试验田里,结果证明了上年发现的那个“鹤立鸡群”的稻株,是地地道道的“天然杂交稻”,于是立即把精力转到培育人工杂交水稻这一崭新课题上来。
    要配育杂交水稻,关键要配育选育出配套的“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1964年到1965年,袁隆平同黔阳农校的几个青年教师、学生开始搞水稻“三系”的研究工作。经过两个春秋的观察试验,终于在稻田里找到了6株天然雄性不育株。他根据所积累的科学数据,撰写成了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在《科学通报》上。然而,从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算起,袁隆平和助手们整整花了6年时间,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进展都不很大,仍然没有培育出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到100%的“不育系”来。通过深入细致的总结,科题组发现所用材料亲缘关系太近,不育特性难以保持。于是,科题组提出利用“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的新设想,决心用野生稻进行研究。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袁隆平带着他的助手李必湖等人到海南岛寻找野生稻。他们在农村四处调查。1970年11月23日,李必湖终于在荔枝沟一片沼泽地的普通野生稻群落中,发现了一株奇异的雄花败育的普通野生稻(以后被大家称为“野败”。这是全国诸多育种工作者中的幸运者),并用广场矮、京引66等品种测交,发现其对“野败”不育株有保持能力,这就为培育水稻不育系和随后的“三系”配套打开了突破口。
    1971年,为发动更多的科技人员协作攻关,根据农业部的有关部署,科题组及时向全国育种专家和技术人员通报了他们的最新发现,并把“野败”分送给全国各有关单位进行研究,协作攻克“三系”配套关。
    1972年,农业部把杂交稻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组成全国范围的攻关协作网,突破了“不育系”和“保持系”。
    1973年,全国广大科技人员在突破“不育系”和“保持系”的基础上,选用1000多个品种进行远缘杂交、测交筛选,找到了1000多个具有恢复能力的品种。张先程、袁隆平等率先找到了一批以IR24为代表的优势强、花粉量大、恢复度在90%以上的“恢复系”。同年10月,袁隆平发表了题为《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的论文,正式宣告我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这是我国水稻育种的一个重大突破。
    1974年“三系”杂交稻系列良种进入繁育阶段,其中南优2号(二九南A与IR24配制的杂交种)在不同的地点试种, 比当时的对照品种增产48.4%-61.5%。
    1975年“三系”杂交稻开始在全国推广,10多个省区当年试验种植5600多亩,其中早稻200多亩,中稻1400多亩,双季晚稻4000多亩。大面积亩产在500公斤以上,高产田块超过600公斤,小区亩产达到750公斤,比之前培育的常规良种稻增产20%-30%。

    1975年10月,全国第四次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在长沙召开。10月20日,籼型杂交水稻通过鉴定,这项技术后来成为中国向美国出口的第一个农业专利,为世界粮食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1976年元月,农业部在广州召开南方十三省籼型杂交水稻推广会议,并组织力量进行南繁和制种。当年全国“三系”杂交稻种植面积扩大到207万亩,以后逐年迅速扩大,到八十年代上页大体完成推广。1991年全国“三系”杂交稻种植面积达到历史最高峰2.608亿亩。

    由上可见,我国杂交水稻的育成,起关键作用的是袁隆平这个课题组于1970年11月在海南率先找到了不育株“野败”。他们也是全国诸多育种工作者中的幸运者。而“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则是全国协作公关的结果,是集体劳动的结晶。
    在南方杂交水稻取得重大进展的时候,从1971年开始,北方稻区以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杨振玉等人为主,连续进行了六年粳稻杂交优势利用的试验,首创“籼粳架桥”制恢技术,于1976年育成C57、C418等高配合力的粳型恢复系,率先攻克国际上长期未能解决的粳稻杂种优势难关,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先应用杂交粳稻的国家,为世界稻作文化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此项成果后来获首届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发明奖三等奖,并以专利形式转让美、日等国,确立了我国杂交粳稻的国际领先地位。至八十年代初,杂交粳稻已在辽宁、北京、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示范推广160万亩,比之前培育的常规良种稻增产15—20%,显示了北方杂交粳稻的优势。





从中印五十年的对比——看先辈们建国前30年的伟大业绩

(2000年7月)

       (这是一篇老贴子了,今天读来仍感人至深。里面告诉了人们许多哲理,叙述了共和国老一辈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业绩。

       1997年8月10日印度独立五十周年之际,《洛杉矶时报》发表了该报驻北京记者罗恩·特姆佩斯特的一篇长文,对比了中印两国五十年的历史和道路。罗恩说,中印两国差不多同时宣布独立。1947年8月尼赫鲁宣告:“机会之门为我们打开了”,我们要结束“贫穷与无知和疾病与机会不等。”两年以后,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国家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五十年后,几乎在每一个层面,中国比印度做得更多。印度外交部长、前驻中国大使也说:“毫无疑问,从直接的对比当中,中国做得比印度更好。所有的主要指标都比印度更好。”
  好在哪里呢?罗恩说,例如,从1950年以来,中国使公民的平均寿命增加了20岁以上,中国男人的平均寿命为69岁,中国妇女为71岁。印度的平均寿命虽有增加,但平均只有62岁。识字率方面,差别更大。根据识字率、平均寿命和平均收入计算得出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的各国人力发展指标,中国的得分是60,接近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最高分,但印度只有44分。
  原因何在呢?罗恩说,许多专家现在相信,到目前为止,中国得以如此迅速向前推进的原因得力于1949年至1976年毛泽东时期的土地改革政策、普及义务教育、简体字、保健与福利政策,以及有助于恢复中国的精神和自尊的其他改革。共产党对迷信、秘密会社、三合会和宗派的镇压,帮助中国打破了盘踞地方上的贫穷。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是印度西孟加拉人,他认为:“中国对印度的相对优势是其1979年以前奠基工作的产物,而不是其改革后重定方向的结果。”……
 《洛杉矶时报》不是亲华报纸,更不是亲共报纸,绝不是亲毛报纸,在美国国内反华舆论高涨时期发表了这么一篇文章,可见天下还是有公道的。事实上,早在八十年代初,在人们热衷于进行横比的时候,就曾有一些正义的中国学者以印度为参照为新中国的成就辩护过。那时,一批批被“解放”了的领导干部、所谓的知识“精英”出国参观访问,体验了北美、欧洲、日本各地的高速公路、新干线后自惭形秽,完全不考虑我国在世界列强瓜分掠夺、军阀割据摧残、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下一穷二白的国情,迎合着某些人否定过去的心里,在报纸上发表了无数横比文章,感叹资本主义的繁荣昌盛,痛惜中国的贫穷落后,诅咒文革耽误了建设时光,懊悔当初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时也有一些人愤而反驳,纵与解放前比,横与象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比,证明前三十年的伟大业绩。遗憾的是,这股声音在一片热热闹闹的大合唱中,在一切否定过去的大背景下,显得是那么孤弱。到八十年代中后期,诅咒文革升温为诅咒新中国,由否定前三十年进而到否定五千年中华文明,懊悔心理转变为“全盘西化”,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拜金主义、爬行主义连同崇美崇洋情结,拌随着摇滚乐迷漫了中华大地每一个角落。
  八九政治风波以后,一味单向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横比的态度有所变化。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喻权域先生专门写了一本题为《论三个时间差与两代人谈社会主义》的书,条分缕析地比较了中外各国的发展成就,令人信服地说明,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在世界上毫不逊色,而且是非常出色的。我手头一时没找到喻先生的书,但为了说明问题,有几份统计资料烦请读者耐下心来看一看:

                1965-1985年间部分国家和地区GNP年均增长率对照表:①

    国别     增长率(%)  国别   增长率(%)  国别   增长率(%)国别   增长率(%)

    美国     1.34        中国     7.49②      印度     1.7        台湾     省缺

    英国     1.6         苏联     5.89③      巴西     4.3        泰国     4.0

    西德     2.7         匈牙利   7.42        阿根廷   0.2        加纳     -2.2

    日本    4.7         保加利亚 7.84        墨西哥   2.7        南朝鲜   6.6

    新加坡    7.6         捷克     5.15        埃及     3.1        马来西亚 4.4

    香港地区  6.1         波兰     8.67        肯尼亚   1.9        尼日利亚 2.2
     以上选列了西方发达国家、亚洲 “小龙” “小虎”们、社会主义国家、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从这张表中不难看出,单纯就物质财富的增长而言,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是四类国家和地区中最高的。中国六、七十年代的发展速度在世界范围内更是很高的,仅次于波兰、保加利亚、新加坡,与“四小龙”相比中国大陆的速度一点也不逊色,且比“小虎”们整整高出一头,更是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
    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舆论曾一度从羡慕发达国家到赞美“四小龙”。学术圈的一些活跃人物一提到“四小龙”就眉飞色舞:你看香港、新加坡、台湾、南朝鲜,起点和中国大陆差不多,但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直追美国!三十多年来,深圳和香港一河之隔,但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一个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结果呢?一个长期是小渔村,一个却摩天大楼一栋挨一栋,这是为什么?提问者显然觉得自己很高明,有许多人鹦鹉学舌,跟着起哄。其实,这样的问题愚蠢至极。按照这种逻辑,我们倒可以反问,同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光芒普照下,为什么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却很贫穷呢?美国曼哈顿富人区和贫民区一街之隔,为什么一个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另一个却破破烂烂、污水横流?
    让我们来看一下问题的实质:新加坡、香港是城市国家和地区,是财富的汇聚中心,或者用老式的语言,叫吸血中心。就象旧中国的上海一样,外滩的精美欧式建筑、大世界的奇巧热闹是与上海以外的城镇的破败、手工业的衰落、农村的雕敝相联系的,它不过是外国资本吸噬中国膏脂的最重要的中转站罢了。1949年以后,上海不再是全国财富的汇聚中心,相反,倒是成为全国建设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中心,因此,上海自身的发展才显得缓慢起来。而香港则正是在接过了旧上海的角色后才得以繁华起来的。本来,1949年前后,人民解放军完全可以象风卷残云般地收复香港。中国共产党可以废除无数个不平等条约,为什么独独要遵守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租让香港条约呢?这就是新中国领导人的深谋远虑:考虑到新中国必然要遇到西方的长期封锁,保留香港作为打破西方贸易封锁的通道(有史可查)。正是靠着这个新中国外贸独家代理商的地位,香港收取了高额的代理费,发展了起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与西方各国的贸易额大幅增长,但其中相当部分仍然是经香港转口的贸易。有数以亿计的中国打工仔作苦力,香港怎能不肥得流油呢?
     至于台湾的发展,更是离不开大陆,或者更准确地说离不开反攻大陆,充当美国全球冷战战略的“不沉的航空母舰”。说得难听一点,就是给美国当冷战的打手。膘肥体壮才能当好打手,因此美国给台湾(还有南朝鲜)几乎无限额军事和经济援助,以便台湾当局稳定军心民心,练好武功。更重要的是,美国向台湾单方面开放市场,允许台湾产品大量出口美国,以增强台湾的自身造血机能。除此之外,不能不提到台湾从大陆掠走的大量财富,包括黄金。据《蒋介石详传》披露,国民党从大陆运台的黄金达875吨,以今天的世界市场黄金价格(一克黄金10美元)粗略计算,合87.5亿美元。最近台湾作家李敖评论台独时就坦率地揭了台湾发展的老底:“还有一点也是我一再讲过的,就是在1949年的时候,蒋介石把全中国的黄金,有92万两的黄金,全部运到了台湾。然后其中的82万两,做了台湾新台币发行的准备额、准备金。然后台湾才开始所谓经济起飞,这么多年来台湾就变成了暴发户。可是这是用了全中国的钱,建设了中国的一个省。这等于劫贫济富。这是很对不起大陆的,用会计学的说法是耽误了大陆发展的机会成本。我觉得这是很混蛋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认为,当时台湾抢走了中国大陆国库的黄金,现在自己发了财,就想逃掉,哪有这么简单。”
    可见,如果把“四小龙”的发展称为“奇迹”,那么中国大陆的发展就可以称为“神迹”了。因为中国大陆的起点是一穷二白,既无资金又无技术,还有封索、外援(苏联人援了一阵子,又半途撤走,还把钱要回去了),也没有外国财富可供吸噬,全凭勒紧裤腰带苦干,却能在建国后短短30年的时间里走完英国100多年的路程,这不是 “神迹”又是什么?
    有人说五十年代日本与中国基础相同,我们与日本同时起步。不知这些人是看了由哪个人编著的在哪个年代出版的哪种资料,但多少懂点历史知识和有点头脑的人都知道,二战前日本就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不然一个小小的岛国哪来的势力杀我南京30万人、侵吞半个亚洲、长戈直指苏美?而二战并没有摧毁日本的工业基础、技术储备和人才资源。同时,日本与韩国又是二战后美国在亚洲有意扶植的扼制中国的前沿基地,在贸易上给予无限最惠国待遇,在科技上给予大量援助。我们的基础与外部环境怎会与日本一样呢?

  建国前30年先辈们都干了些什么呢?——
  在民间的反思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前三十年,人们不是闲了三十年,而是埋头苦干了三十年。也有统计数字为证:
              一些主要产品产量及增长率比较表④

                                    指标值                          年均增长率(%)
                          1949年  1952年  1978年   1995年    49-78年  52-78年  78-95年
     工农业产值(指数)   56.5    100     779      3303⑤   9.47     8.21     8.8
     钢铁(万吨)         15.8    135     3178     9153     20.1     12.9     6.4
     煤炭(亿吨)         0.32    0.66    6.18     12.12    10.7     8.98     4.04
     粮食(万担)         2264    3278   6095     9333      3.47     2.42     2.41               

     棉花(万担)         44.4    130.4   216.7    434.1             5.61     4.17
     肉类(万吨)         338.5   856.3   3692                   8.98
     石油(万吨)                 1244    10405    14764    26.3     23.4     2.07
    

                         各时期铁路营运里程(单位:公里)

        年份       年期    新增    年增     年末实有         备注

      1876—1911    35    9100    260      9100        

      1911—1949    38    17100   450      22600   战争破坏3600公里

      1949—1958    9     4108    456.4    26708   建设恢复期和规划期

      1958—1978    20    24992   1249.6   51700   不含地方铁路、未通车铁路(如青藏铁路

                                             一期846公里、二期1142公里等)

      1978—1996    18    13200   733.3    64900   含地方铁路5210公里、合资铁路3034公里、

                                                   78年建成未通车青藏铁路一期846公里等。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前三十年大多数主要产品实物量的年均增长率居然高于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

     这是真的吗?其实这只要问一问你身边的退休工人们就可得到答案。五、六十年代,象铁人王进喜这样的劳动模范并不是鹤立鸡群式的人物,而是很普遍。当时,人们的主人翁意识和工作积极性是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
   既然发展速度这么快,为什么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却没有很大提高,工资一直不动呢?不错,从57年开始的20年里没有大涨工资,百姓生活的改善主要是靠稳定物价,增加供给,发展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住房养老等公益事业来体现的,改善的速度似乎不是很大,这是事实。但是这不等于生产停滞,经济不发展。这个道理就象一个白手起家的大家庭一样,如果家长决定把挣来的钱都用来盖房子、置家当,给后人打好基础,饭桌上的油星自然就不会见长,所谓勒紧裤腰带搞建设就是这个意思。事实上,20多年里,中国办了两件大事,一是保家卫国,二是置办家业。

    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紧张,北部、西部苏联在中苏边境囤兵百万。南方则是美国侵越战争升级,东部台湾在美国的扶持下要反攻大陆,中国面临南北夹击、全面被围的险峻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负责任的领导人都会把相当大的力量集中到国防建设上。正是由于中国不惜耽误一些生活建设进程,下决心搞三线建设,搞深挖洞广积粮,把大量企业从沿海迁往内地,而且是以“分散、进山、进洞”的非经济方式建设军工企业,表明了中国敢于迎战一切来犯之敌的决心,美国、苏联和蒋介石集团才不敢轻举妄动,才保证了现代化建设的和平环境。
    所谓置办的家业,且不谈1965以前的巨大建设成就,单说1965年之后所谓的经济建设“停滞”期。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记载:农业上,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进一步大大提高,1975年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分别是1965年的6.7倍和66倍,建成一大批大中小型水利工程,海河等一些大中小型河道得到大规模治理,农村道路网、农田水利网普遍形成,排灌动力机械增长4.9倍,化肥施用量增长3.1倍,用电量增长4.7倍,农业种子改良取得突破性进展,杂交水稻、杂交玉米、良种小麦开始繁育推广。工业上,建设了一大批技术先进的大型工业企业,如胜利油田、十三套大型化肥生产线、攀钢、酒钢、贵州铝厂、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等。汽车工业建成了湖北二汽、四川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厂等;煤炭工业建设了贵州六盘水、四川宝顶山等大型煤矿;电力工业建设了刘家峡水电站、丹江口水电站和一大批火电站;交通上建成了成昆铁路等八条铁路干线和南京长江大桥、枝城长江大桥、宝成电气化铁路;石油工业修建了长距离的输油管道;通信上建起了载波通信干线和一批卫星地面站。军事、科技方面,两弹爆炸,多种卫星上天,宇宙飞船研制,人工胰岛素合成,大规模集成电路、高速计算机、核电工程、数控机床挤身世界前列,核潜艇、导弹驱逐舰、护卫舰下水,战略导弹研制成功,轰6、歼7、歼8、强5、运七、运八升空,运十成型,国防科技力量明显增强。10年时间总共建成了1100多个大中型项目。且不谈工业、农业、国防、交通、能源、教育、科研等方面浩大的基础建设,仅工农业总产值就由1965年的2235亿元增至1976年的4356亿元,番了一番还多。在建国17年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又经过这10年的努力,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已经基本建立起来。
    只有短短的28年,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六工业大国、第三军事强国,中国人民从此在世界上扬眉吐气,挺起了胸膛。而七十年代初,韩国人连汽车都不会造,我们那时已有了四大汽车厂及上百个小型厂,当时日本人参观了长春汽车制造厂的规模后很是震惊和后怕。
   我相信,任何一个热爱家园的人,看到自己的家底打得越来越扎实,家里的耐用品越来越多,应该会感到喜悦和自豪。一个只知穿着华丽的服饰,整天领着孩子下馆子逛商场,而不思给后人留下家家业的家长,尽管一时会赢得孩子的欢心,但绝不是一个好家长。当然,如果这时候有邻居挑拨离间,向这家的孩子们说,看你们干了那么多活,还是吃不上肉,没有发展,说明你们家的制度不好,你们家长有问题,孩子们也是有可能会上当的。特别是其中有些孩子心胸不够宽广,受过家长的责骂或体罚就把仇恨铭刻在心,看不到家里巨大的进步,最容易带头或跟着埋怨、发牢骚,甚至咒骂祖宗十八代。
   或许有人说,就算前三十年真的发展这么快,但那时起点低,发展速度自然应该更快一些,就象学生的学习,从0分到60分容易,从80分到90分就难了。
   其实经济发展则不然。如果不存在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技术和经济的增长应该是正反馈关系。我们都知道技术和知识是以几何级数爆炸性增长的,也就是说越发展越快。经济增长也一样。资本主义刚刚起步时,经济增长速度是很低的。从哥伦布登上新大陆到十八世纪末的工业革命,经历了近三百年时间,这期间英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远不到1%。从工业革命开始到1870年这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英美德等国的年增长率也不过是2%左右,此后到一战前夕,年均增长率上升到2-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70年代初,号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发达国家作为整体的年增长率也就是4.4%。可见,所谓起点低发展速度就快的观点完全不符合事实。按照这种推论,原始社会的发展速度就应该是最快的了。从逻辑上说,发展起点越低,资金积累越慢,因而速度越慢。随着发展速度的提高,积累越容易,反过来会加速经济发展。这是一个正反馈机制。举个例子,建国初期搞铁路建设时,既没有大型起重机械,又缺少运输卡车,数以百万吨计的土方、石子,全部的枕木、铁轨都得凭人拉肩扛,建成一条铁路谈何容易。特别是中国山地多,地形复杂,象成昆铁路,1085公里路段,有60%是桥梁和隧道,施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是,今天就省事多了,各种铁路建筑机械一应俱全,爆破、运输、吊装一条龙作业,建铁路就搭积木。再举个例子,要织布就得有工厂有纺机,要纺机就得有钢铁和造纺机的技术,要钢铁和技术就得有炼钢厂和技术人才,要技术人才就得要培养,要炼钢厂还得要有钢,你啥也没有,只能从基础开始一步一步地来,这要有个过程,需要时间。还可以想一想,建一栋房子,打地基很慢,起屋则是很快的。
  综上所述,前三十年,中国曾经有过辉煌。遗憾的是,许多人,光顾了咒骂自己光辉的过去了,光顾了奴性发作了,这一切几乎完全被遗忘了,或者完全被抹去了意义!难道这是集体性记忆的丧失?不,这是多年来知识界“精英们”那股“妖魔化中国”思潮的杰作!是中国先进行了“自我妖魔化”,然后才有了美国的“妖魔化中国”!又是谁纵容了这股“妖-魔化中国”思潮的延续???
    旁观者清。美国有一位叫龚忠武的华人学者,六十年代毕业于台湾大学,后获得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他曾经对这一段历史发过一通议论:“在毛泽东的晚年,中国北部有苏联陈兵百万,南部有美国帝国主义在越南进攻,在这样一个南北夹击的情况下,毛泽东坚持反帝反修,最后把美国赶出越南,解除了美国的围堵,为中华民族争得了生存空间。这不都是毛泽东打出来的吗!美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被人打败过,朝鲜战争我们和他打了个平手,而越南战争美国是战败了。美国的经济最近二十年来一蹶不振,其转折点是越南战争。在这之前世界冷战秩序是一个二元秩序,而毛泽东打出了三分天下,变成三元秩序,从而也确立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后才有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中美建交。可以说,没有毛泽东晚年的战略,就不可能有中国现在改革开放的局面。”

   后二十年:势能转化为动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种各样的消费品仿佛一夜之间从地底下冒了出来,而且不断地升级换代,城市变得鲜光了,农村变得活跃了,超级商厦美伦美奂,集贸市场人声鼎沸,过去看电影当过节,现在不出门就能任选频道。即使在最偏远的农村和山区,也摆上了黑白电视机,也多了几件时新衣服,多了几句时髦话。
    这一切的确令每一个普通中国人感到欢欣和自豪,人们一度放声讴歌改革开放,讴歌这片希望的热土。
    这一切来得太快了,人们陶醉在欢呼、欣喜之中,以致常常来不及想一想为什么,很容易就接受了一个解释: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这是多么的浅浮。任何事物都是有因才有果,试想,如果没有前人建设的武钢、鞍钢、首钢、杭钢,如果没有大大小小的水泥厂,仅仅一个允许私人建房的政策,怎么能一夜之间呼唤出一幢幢楼房,铺设起一条条高速公路呢?如果没有前人建设的铁路网、航空网,北方市场怎么能一下子出现那么多南方水果呢?如果没有前人建设的棉纺厂、丝织厂、化纤厂,怎么能一下子取消布票呢?前人载树,后人乘凉。我们在乘凉的时候,固然应该感谢允许乘凉的政策,却更不应该忘记载树的人们。
       以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的农业丰收为例。毫无疑问,包产到户、个体私营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增长。但是请不要忘记,仅仅有积极性是不够的。事实上,八十年代初开始的的丰收最主要的还有以下最主要的有以下六个因素:一是种子革命。1973至1976年,我国南方籼型杂交水稻(育种代表为袁隆平)和北方杂交粳稻(育种代表为杨振玉)良种相继育成,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大面积推广,到八十年中期大体完成推广,使水稻单产较之前选育的普通良种约增加30%。与此同时,其他各种农作物如小麦(70年中期开始推广辐63)、玉米(杂交玉米)、棉花、油料也都陆续发生了种子革命,对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搞过农业科技的人都知道,一个良种,从配育到选育、繁育、推广,极顺利的话,一个周期下来也要15年的时间,并且首先要建立起农业科研推广体系。第二是化肥革命。70年代初期,我国各地陆续建成一大批中小型化肥厂,1972年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以后,西方允许部分民用产品对华出口,我国又迅速引进了13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这些装置到1979年后绝大部分刚好建成投产,迅速增加了每亩化肥的施用量,这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田地里起到了明显的增产作用,当时的增产幅度一般达20%-40%。第三是水利革命。自1958年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开始,各级政府每年利用农闲组织社员兴修水利,整田改土,修造梯田,垦荒造田,全国建成大小水库八万余座、塘坝无数,广袤的田野上,人工河道网、田间道路网、沟渠网、防护林网形成,极大地增强了农业灌排能力和防灾抗灾能力,保证了农业的稳产高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全国广袤大地上的所有大中型水库基本都是那个年代修建的,从北京的十三陵水库、密云水库,到浙江、安徽的千岛湖。这些基础建设工程在现在是很难完成的,投资也是无法用数字来衡量的。第四是农业机械的大量投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1985年)记载,1975年我国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进一步大大提高,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分别是1965年的6.7倍和66倍,排灌动力机械比1965年增长4.9倍,用电量增长4.7倍。按照这一发展趋势,特别是在当时“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思想指导下,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初,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必会进一步提高。农业机械的大量投入,为机械深耕翻土、农业灌溉排涝提供了保障。第五是耕作技术革命。由于农田水利系统的形成,生长期短且高产稳产抗倒良种的相继育成推广,农业机械、覆膜技术及化肥、农药、生长素的大量使用,使得农业间作、套种、复种技术得到全面应用和推广,作物复种指数大大提高,从一年一熟实现了两年三熟、一年多熟,一亩地相当于以前的二亩地使用,大大地提高了土地的单位产出率。第六是化纤产品的大量使用。七十年代初,在国内石化、化纤产品迅速研究开发应用的同时,1973年国家利用西方处于经济危机的时机,按“四三方案”引进了包括北京上海、黑龙江石化和辽阳化纤在内的三套大石化四套大化纤项目,并利用进口设备对国内设备进行了自力更生的生产和改造。到1980年左右,这些项目相继投产,化纤产品大量投入国内市场,大大替代了棉产品,从而腾出大量棉田用于粮油生产,提高了粮油经作物的总产。而这些都是前期对农业和支农工业大量投入的必然结果。但在积极性发挥到极限的现在,农村已暴露出许许多多尖锐的三农问题,不知你们是否看过现代的《农村调查》一文。

                       建国后各时期粮食产量对比(单位:万吨、万人、公斤)

      年份   总产     人口     人均     年期        期限     增速         备注

     1952   16392    57482    285.2

     1957   19505    64653   301.7    1952-1957   5年    3.539%      农业合作化时期

     1978   30477    96259   316.6    1952-1978   26年   2.414%      1957-1978的21年为2.148%

     1982   35450    101654  348.7    1957-1982   25年   2.419%      人民公社时期

     2004   46947    129988  361.2    1982-2004   22年   1.285%      大包干时期

(注:由于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颁布前,全国仅少数老少边地区实行了大包干,其它绝大多数地区仍为村队集体经营体制,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后,全国才开始了大包干的“总进军”,故大包干的政策效果1983年后才能显示出来。)



    农业如此,工业、交通、能源、教育、科研、国防各个领域何尝不是如此呢?试想,如果没有三十年建设的积累,要钢没钢,要煤没煤,要油没油,要资金没资金,要技术没技术,又如何使商品奇迹般地摆满货架、摆满每个家庭呢?例如摩托车、汽车、家电产业,许多生产线都是由毛泽东时代建立的军工企业转产而来,象重庆的嘉陵、长安、贵州的富日、安徽的飞雁、合叉、四川的长虹……不胜枚举。以上还没有谈到前30年所开创的有利的国际局势、正气清廉的国内风尚、普及的教育、医疗和养老保障等这些无形遗产对后来经济发展的贡献。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固然得感谢巧妇,也应该感谢提供大米的人们。
      明白持家之道的人都会懂的这个道理:由于我国建国时的基础条件太差,几乎没有工业、没有国防、没有科技...这从圆明园残疾、南京大屠杀及蒙古、新疆和东北大片国土丢失这些事上就会反反映出来。毛泽东时代只能从战略高度、长远利益出发,勒紧裤腰带打好基础,实现工业准备,以为将来的生活建设蓄积巨大能量。建国后毛泽东时代的二十多年,是共和国的一部艰辛的创业史。
    物理学讲能量守恒,动能势能相互转化。比如骑自行车上山,很费力,到达山顶时,人就会精疲力竭,但这时的势能却最大,然后撤把下山,不用费力,速度却越来越快,这就是势能转化为动能。一旦下到山底,走上平路,则势能就会被全部消耗,而动能又会被磨擦阻力损耗,这时再大撤把就会走不动。改革开放以来的活力,就是把前三十年积累的势能转化成了动能。例如,七十年代后期,中国一无外债二无内债,且有几百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财政实力雄厚(何谈经济面临崩溃?),是一个势能很高的位置,用金融业的术语就是有良好的信誉,单吃这个信誉,广借内外债,就可以维持一段舒舒服服的日子,但到了现在的内外债都达到数以万亿人民币计的时候,再要借债就不容易了,这就必须靠自己的努力。再如,当时中央集权程度较高,这也是一种高势能态,因为分权容易集权难,从集权到分权,顺水推舟,皆大欢喜。但当形势需要重新集权时,就会困难重重。九四年分税制改革,中央希望提高中央财政收入比重,却很难实施,就是很好的例证。更如,土地从三级所有、集体经营,到个人经营,一分了之,这很容易,但为了实行农业标准化管理、土地规模化经营、农业集中发展、大规模机械化作业,再要重申土地集中经营,就很困难了。最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受以前的熏陶,干部的廉洁程度也是个高势能态,从廉洁到腐败容易,这叫从恶如崩,从腐败到廉洁就难上加难,这叫从善如登,正是有这种高势能态的廉洁干部,在一段时间内可以让别人致富,自己守着清贫,基本上可以维持勤劳致富的社会秩序,一旦干部腐败起来,和群众抢守致富机会,甚至雁过拨毛,社会公平就会荡然无存,改革的形象也就会遭到严重扭曲。也就是说,正是改革开放前的历次整风、教育运动造就的一支相对清廉的干部队伍,支撑着改革开放初期的大业。
      做人要讲良心,我们不能吃着祖宗的,用着祖宗的,住着祖宗的,却一天到晚咒骂自己的十八代祖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心平气和地回顾建国五十年的历史,才能找回做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和尊严,也才能在前进的道路上经受新的磨难和挫折。历史并不是就此到了尽头,日子还要过下去。一个忘记、歪曲历史的民族,一个得意便忘形的民族,是不会有前途的。中华民族悠悠五千年文明史相沿不绝,正是表明了中华民族的博大、自信和成熟。幸好历史是人民写的,人们终究会认真地面对历史的!后人终究会公正地评判历史的!!!

(2000年7月,2005年略改)

  
    ①除注明外,本表数据引自《世界经济手册》,经济日报出版社,1988年。
    ②该数据是1965-1983年的年增长率,换算自柳随年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简史》,黑龙江出版社,1985年。
    ③苏、匈、保、捷、波五国的年增长率是从《世界经济统计摘要》各国国民收入1960-1981年数据中计算得出,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④本表数据分别引自或换算自柳随年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简史》,黑龙江出版社,1985年。以及《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
    ⑤该数据比照1978到199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倍率折算,仅供近似使用。





对我国经济总量世界排名的疑问

(2008年5月)

      有人说我国经济总量(GDP)从1978年的世界第十一位(最近炎黄春秋说是倒数第二位)跃至目前的世界第二位,对此有些疑问: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总量(GDP)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两个排名的衡量标准又是什么呢?
     众所周知,1978年前,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其衡量指标是工农业生产总值。整个计划经济时期,许多产品是不商品化的,如军工产品、科技成果等等;各行各业也不是按市场化运作的,如众多项的第三产业,教育、科研、医疗卫生、社会保险等各种不能以金钱衡量的公益事业、社会福利,各类基础设施建设,等等等等;同时,即使商品化了的产品,其价格也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是计划指令性的,产品的价格只是调节生产、平衡分配关系的杠杆。既然如此,又是如何按照资本主义社会的衡量指标GDP计算出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总量来的呢?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衡量指标工农业生产总值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经济总量GDP根本就是两个概念,两者如何做比较呢?其排名又是怎么得出来的呢?两匹骡子,一匹用体重公斤衡量在骡群中排名第一,一匹用身高公分衡量在骡群中排名第一,这两匹骡子哪匹大哪匹小?
     例如,教育、医疗、住房、科研等,一个曾是惠民性的公益事业,一个则是产业化后的敛财工具;一亩地皮,一个曾是生产建设繁衍生息的载体,一个则是几十万几百万一亩的高价商品,两个时期的经济量如何进行比较?
     又如,1978年前,农民修造的几乎不用投资的无数标准农田、人工河渠、八万余座水库,其经济量如何计入?十三陵水库是用义务劳动建成的,其经济量如何计入?国家研制生产的翱翔于天空的6000余架战机、遨游于深海的核潜等,这些没有价格、不计利润的军工产品,其经济量如何计入?卫星上天回收、导弹跨山越洋、杂交水稻、单晶硅、核电站、超大规模集电路、万吨水压机等等技术,没有专利出让费用,其经济量如何计入?成昆铁路是用铁道兵建成的,建设成本低得可怜,其经济量如何计入?房地产转移、项目论证,不用支付大笔中介费用,其经济量如何计入?
     GDP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项衡量指标,我国从八十年代中期逐渐进入市场经济后,才从资本主义社会引进,其包括一、二、三产业经济量,只有在完全市场化的国体之间才有可比性。且不说计划经济时期不直接产生物质财富的第三产业的经济量根本无法计算,第一、二产业中的众多产品是不商品化的,即使商品化了的产品的价格也不是由市场来决定的,单说第三产业所占经济总量比重越来越高、房地产和外贸成为GDP的最主要支柱、虽然自己声称已完全市场化但一直没被西方认可的的今天,又是如何衡量出经济总量是世界排名第二的呢?一泡本来不值钱的狗粪,是不是把它由一美金一两说成十万美金一两,则GDP会更高?我们的经济总量世界排名还要靠前?
    希望懂经济的朋友,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时期的衡量标准、市场经济下的GDP构成等层面,给予解惑。






对十七.大.报告中“国民经济一度濒临崩溃”这一提法的疑惑,请智者解惑

       十七.大.报告中提到:“国民经济一度濒临崩溃”,但不知“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标准是什么?依据是什么?
      记忆中,对新中国前30年的成就,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大会的讲话(《人民日报》1979年9月30日)中有这样一段表述:“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目前,全国工业企业达到35万个,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达到3200亿元,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的25倍。从我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1952年算起,到1978年,我国工业发展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达11.2%”。
    另据查阅有关资料,我国从1952年到1978年,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65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5560亿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10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万吨上升到869.3万吨;铁路建设2.7万公里,公路建设72万公里,是建国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1966年至1976年,我国工业生产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
    不仅工业生产如此,在科学技术方面,以“新四大发明”及原子弹、氢弹、洲际运载火箭、返回式卫星、核潜艇、远洋测控船、喷气战机、大客机“运十”、激光器、数控机床、大规模集成电路、高速计算机、单晶硅...重大科技成果为代表的科技发展突飞猛进,领先世界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数不胜数。我国建立起了从基层到中央、从生产实践第一线到科研院所、从基础科学到应用科学、从科技研发到推广应用的产学研科技网络体系;在农业方面,以水利、良种、化肥、农机和农业“八字宪法”为指导的耕作技术为支撑,农林牧副渔得到全面发展,单是粮食总产,1952-1982年(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时期)就以年均2.608%的速度增长,1952-1978年是2.42%(粮食总产从1.64亿吨增加到3.05亿吨),显著高于1983-2004年(大包干时期)的1.284%,“棉花产量1978年比1949年增长3.9倍”,“1975年我国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分别是1965年的6.7倍和66倍,排灌动力机械增长4.9倍,用电量增长4.7倍,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进一步大大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1985年),化肥产量从1952年的3.9万吨增加到1978年的869.3万吨;在文教卫生方面,建立起了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学到大学的免费教育体系,“我国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小学的在校学生达到2亿1000万人,超过解放前最高年份的7倍”,“我们开展了群众性的卫生运动和体育活动,实行了公费医疗和合作医疗制度”;在财经方面,我国当时是一无内债,二无外债,1972年冲破封锁后就能利用外汇购买大量先进设备,而1978年后更是有能力利用大量外汇“买进个现代化”,“30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经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奠定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创立了可以依靠的前进阵地。”......
   所有这些表述或资料,不免会使人对报告中“国民经济一度濒临崩溃”的提法产生一些疑惑。个人认为,如果这一点处理不好,整个报告对新中国前30年的评价是否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前后矛盾呢?是否会在某种程度上否定党领导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业绩呢?在此,请智者帮助解一下惑。也不知“国民经济一度濒临崩溃”这一提法能否会让全体代表或党员公开讨论一下?


对经济濒临崩溃论的几点质疑

2007年10月

一、毛主席逝世时给我们留下了的外汇储备。按照官方说法,1976年我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当时我国的外汇储备仅有不足2亿美元。但民间传言说法不一,有说是250亿美元的,有说是500美元的,等等。其实,国家外汇储备是国家的机密,不可能公布确切的数字,这是常识,一些说法仅是猜测,是不足为据的。但对于官方公布的是否是“不足2亿美元”,本人也有些疑问,望智者指教一下,以便打消本人对“不足2亿美元”的疑问。下面是本人刚从网上搜到的有关这方面的几条信息,供大家讨论时参考。


  ①1973年1月5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报告建议,利用西方处于经济危机,引进设备对我有利的时机,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三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气轮机工厂等项目。这个方案被通称为“四三方案”。以后,在此方案基础上,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进口总额51.4亿美元。利用这些设备,通过国内自力更生的生产和设备改造,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额约200亿元。到1982年,26个项目全部投产。其中投资额在10亿元以上的有:武钢一米七轧机、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一期工程、辽阳石油化纤厂、黑龙江石油化工总厂等。这些项目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一般来讲,从引进到建厂、安装、调试、投产,至少需5年时间,请问没有外汇是用什么购买的设备?
  ②1973年6月,陈云在与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出了“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的重要思想,并亲自拟定了了解世界经济状况的10个重要问题。1973年至1974年,利用国际货币动荡时机,陈云又向李先念建议,适时地购进了600吨黄金,增加了我国的黄金储备。请问没有外汇是用什么够买的黄金?仅一次就购进了600吨黄金,加上以前的储备将有多少?众所周知,当时我国的储备是以黄金为主的,那么黄金储备算不算国家储备?
  ③1976年,我国春交会(4月15日~5月15日)成交额13.33亿美元,到会客商14330人,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秋交会(10月15日~11月15日)成交额15.89亿美元,到会客商15326人,来自92个国家和地区。这仅仅是一个年度的一个广交会的交易额,请问没有外汇是用什么进行交易的?当时我国的外汇是不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专控的?
  ④以上是近限于本人在网上搜到的现在公开的信息。
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特别是经济建设工作的责任人是谁?自上世纪文革后期即六十年代后期至1975年初中央是周总理主持日常工作特别是经济建设工作的,1975年初至1976年初是邓小平中央主持日常工作特别是经济建设工作的,1976年初至1976年10月6日打倒四人帮是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特别是经济建设的。如果说当时“国民经济崩溃”,那么是谁把“国民经济崩溃”搞的崩溃了呢?
三、叶剑英1979年的讲话怎么解释?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大会的讲话(《人民日报》1979年9月30日)中有这样一段表述:“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目前,全国工业企业达到35万个,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达到3200亿元,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的25倍。从我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1952年(当时工业生产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算起,到1978年,我国工业发展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达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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