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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存在奴隶社会

樱汐昕 发表于 2015-5-5 21:55:54 [显示全部楼层]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2 946

中国有没有存在过奴隶社会?这是个问题。上世纪20年代末开始,众多学者就中国古代社会史及古史分期问题展开了非常激烈的讨论,当然,这种讨论到了49年“定一尊”之后便戛然而止了。直到1980年代,方有所松动,但是某些红色“学者”们,依然动辄以大帽子来压制学术性质的研究。
1927年到1937年是论争的第一个阶段:


这样的论争的出现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分不开关系的,正是一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者试图以马克思理论来分析中国古代社会,从而引发了论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此时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乃是来自于苏联的二手货,是被苏联一批革命家和政治家改造过的马克思主义,很多马恩的基本观点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已经被曲解了,五阶段的人类社会发展理论已经开始崭露头角。


先看看主张中国有奴隶社会的人有哪些:第一当然是文痞大佬郭沫若。1929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将西周之前称为原始公社制,西周为奴隶制,春秋后为封建制。后来的版本中,他把中国的奴隶社会正式定在了夏商和西周。该书中,郭氏自称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的中国版,要以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古史。此书一出,顿遭托派、新生命派诸路好汉围攻。暂按下不表。1933年以后,郭氏的支持者开始助阵。先是吕振羽,在其著作中,他宣称奴隶制度并不限于希腊和罗马,而是一般存在的。他认为商朝是“亚细亚类型的奴隶制度”,并认为西周已是封建社会。继而是翦伯赞和邓拓。邓拓认为中国殷商时代是奴隶制度高度发展的时期,而西周社会生产不是以奴隶劳动为主,故而不是奴隶社会。除了上面几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有其他派别的人物赞成中国存在奴隶社会。如托派的王宜昌,他将周秦汉西晋认定为奴隶社会。新生命派领袖陶希圣观点混乱,早期反对奴隶社会的存在,后来他则认为中国社会发展同于欧洲,存在奴隶社会。


再看看反对派。新生命派的梅思平认为炎黄之前为氏族社会,炎黄之后到清末为封建社会。托派的李季认为中国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不同于西欧的奴隶制。他说郭沫若硬对中国社会削足适履,套进马克思的公式里。并说,存在奴隶并不能得出存在奴隶社会的结论。托派李麦麦认为郭沫若幼稚地用错误堆砌成了他的理论,强烈抨击郭把商周的农夫、庶民都归于奴隶的结论。托派陈邦国认为,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氏族解体后,希腊罗马经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而其他广大地区则直接进入封建社会。托派丁迪豪认为,马恩从来没有主张过任何社会的发展,非经过奴隶制度的阶段不可。史实证明只有少数地区经历过奴隶社会。托派胡秋原认为,希腊罗马也是先经过了一个短暂的封建阶段,才又进入奴隶社会的,这是历史的反动。中共曾经的领袖,后来被诬为所谓托陈取消派头子的 陈独秀先生也认为中国是由亚细亚生产制入封建的,不存在一个奴隶制阶段。曾任毛秘书的中共理论家陈伯达也认为没有证据证明中国曾由氏族社会转化为奴隶社会。中国乃是从氏族社会直接进入了封建社会。赞成郭结论的何干之也对郭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指摘,他认为郭的错误在于公式主义,把唯物史观的公式往古代资料上套。


1937年到1949年是论争的第二个阶段:


这个阶段里,苏联斯大林理论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强烈。在苏联,将亚细亚生产方式认为是奴隶制的学说成为了唯一正确的理论。1938年,斯大林正式提出著名的“五种生产方式”演进的理论。相背理论研究在苏联已经成了禁区。路线和理论上紧跟苏联的中共理论家们自然不再有其他的观点。新生命派以陶希圣为首投靠了汪伪,托派人物也各自投靠不同主子寻找出路,论战于是也不再有了。吕振羽、翦伯赞都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奴隶制的一个变种。吕振羽把殷商认为是亚细亚类型的奴隶制国家。翦伯赞认为殷商时农业畜牧业手工业中,奴隶都是生产劳动主要的担当者。范文澜亦断定殷商属于奴隶社会。郭沫若自觉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开始把商朝认为是奴隶社会。侯外庐则坚持郭沫若此前的观点,商是氏族社会末期,周才进入奴隶社会。总之,一切和谐,大家和和气气,不争不吵。


反对论者胡厚宣,著名甲骨文专家,他从史料出发,论证了殷商不是奴隶制社会。批评郭沫若等为与西洋奴隶社会比附,不惜对史料妄解曲说。郭等引用的诸多证明奴隶存在的甲骨文其实与奴隶并不相关。



1949年到1978年,这段时期,学术已经不复存在了,一切为了政治。


其实或许学者们也很矛盾,一方面,他们信奉苏联的理论,认为中国必然要有奴隶社会,另一方面,史实又证明,中国和希腊罗马这样的奴隶社会是不同的。怎么办?理论上认定中国存在奴隶社会,实践上指出中国的奴隶社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奴隶社会。


他们首先要对“奴隶”和“奴隶社会”进行界定。奴隶者,无独立之人格,无独立之经济地位,为奴隶主所完全占有,形同财物。范文澜、翦伯赞都持此观点,这也是马恩的基本观点。可到了郭沫若这里,他却认为奴隶和农奴(农奴人格是独立或半独立的,有自己的生产资料)是几乎一样的,交租服役的农夫在他这里都变成了奴隶。因为他也知道,中国古代确实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奴隶社会者,自然是奴隶制生产关系占主导地位,奴隶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的社会。就中国情况而言,苏联学者认为古代东方的奴隶的数目是很少的。那很少奴隶的中国是否是奴隶社会?苏联人说,中国是奴隶社会的原始阶段,不必考虑奴隶数量问题,也不必深究奴隶是否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国内学者也就附和说,“中国存在奴隶社会是一个原则性问题”,尽管奴隶不多,奴隶不是主要生产者(杨向奎)(看到这里我很悲哀,因为杨向奎先生是我所敬重的学者之一)。“根据斯大林指示来看,除了周代缺少了正常的奴隶生产者之外,也还是完全符合奴隶社会的标准的。”(吴大琨)看到这样的言论时,我无语。


1957年,终于出现了微弱的反对声音,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著名历史学家雷海宗先生撰文指出,历史上的奴隶制国家只是人类发展史中的一个例外情况,即使在希腊,也不是普遍存在奴隶制,只有雅典等少数工商业城邦为特例,罗马则是不同于雅典的土地奴隶制,也是仅见的一例。因此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奴隶社会的阶段。李鸿哲则认为五阶段理论不是马克思的学说,奴隶社会说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是教条主义,而这一教条是由苏联的斯特鲁威和中国的郭沫若发展起来的。早春天气迅速过去,引蛇出洞之后是大规模的践踏真理。二人之后戴上了右派帽子,雷海宗先生几年后在极度抑郁中去世。痛哉!


1978年,禁区开始有所松动,众多历史学家开始回复到正常的研究轨道上。中国有无奴隶社会问题也被重新提出。十余年后,奴隶社会不是人类社会的必经阶段的学说已经在学术界得到很多人的认可。这一问题也经常和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联系在一起。


黄观璠认为,奴隶制与奴隶社会不能混为一谈,说商周是奴隶社会的史料不足,商代的奴隶多家奴,不从事生产活动。张广志认为,奴隶制在世界很多地区存在,但仅在地中海一带获得充分发展而构成奴隶社会。以奴隶社会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的理论是典型的以偏概全的西欧中心论。晁福林认为夏商为氏族封建制社会,西周是宗法封建制社会。




回顾了八十年来的争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1、马恩没有把奴隶社会当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


2、社会发展五阶段理论是斯大林及苏联御用学者提出的。


3、中国夏商周(如果夏朝真实存在的话)不是奴隶社会。


4、理由在于中国的夏商周不存在大规模的奴隶生产,奴隶数量也不多。(详细的论证过于专业,我这里不再赘述了,只取结论)


5、从前郭沫若等学者在论述中国存在奴隶社会时,对某些甲骨文材料释读错误,或曲解了材料,或没有使用对其理论不利的材料。


6、为了所谓的政治正确而不顾事实,对学术的损害有目共睹。学术独立,这是必须坚持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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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汐昕 发表于 2015-5-5 22:03:34

商朝无论如何,是中国青铜文明的起点。这是了不起的。但是商朝人也有野蛮的地方,那就是他们不论祭天、祭祖、求雨、过节,每次都要烧杀活人当作祭品,十数人到几百人不等。主人死了,杀若干亲友奴婢帮着他扛行李往黄泉赶路,这当然可以理解;过节杀人表示高兴也可以理解;平常盖个宫殿,装修个房屋,也要杀人为祭,就显得有些浪费了。最多曾一次出土五百多人的人殉——估计是个大庆,有的砍了头,有的活埋,有的和狗埋一起,有的跪埋着。经历了三千五百年,挖出来一看,像定了格的恐怖电影。


有些人根据这些被杀掉的家伙,论定商朝是奴隶社会。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这些被杀掉的人,到底是不是奴隶呢?商朝到底有多少奴隶呢?是不是一有奴隶就叫奴隶社会呢?这里先区分两个概念,一个是人殉,一个是人牲。


人殉是在葬礼上被杀掉,去陪伴死人的。人殉一般不以奴隶充当,往往是死者生前的熟人,比如死者的朋友、姬妾、亲戚、武士、臣僚、仆从,他们在地底下依旧各斯其职,有的还在墓里持着戈,作出巡逻保卫的样子。当然人殉中个别也有奴仆。这种人殉和后来历朝历代的殉葬一样(譬如寡妇之殉老公)没有太大区别,奴隶只占死者中的一小部分,也不是商朝独有的现象。老实巴交的秦穆公在死了的时候,还用了177个人殉,其中车家三良就是秦庭的高级官吏,绝不是什么奴隶。明朝和清朝的皇上和贵族们依然有用人殉。多尔衮的妈妈在努尔哈赤死的时候被当作人殉杀掉了,你总不能说她也是奴隶吧。


人牲,跟人殉不一样,人牲是祭祀上帝以及商人祖先的,人牲则更不是奴隶。统计发现,商朝总计1.3万的人殉人牲,75%发生在商朝盛世“武丁时代”。这是因为武丁时代战功最煊赫的原因,所以,可以推论战俘是人牲的主体构成。武丁所捉来的战俘绝大多数都杀了作为人牲,极少量养起来转化为奴隶(用于从事养马、打猎之事,用于农业生产的则绝少)。这一点被卜辞的研究所证实,以典型的羌方战俘为例,转化为奴隶去养马的只有一例,其它全是杀了祭祀上帝,每次三人、五十人、三四百人不等,被杀掉的人身上还带着战场上的箭伤,从头骨分析都是什么"类高加索人种、海洋尼格罗人种、爱斯基摩人种",来自遥远的五湖四海,更说明是战俘。他们的脑壳上刻着武丁的战争伟绩,让上帝吃的时候先看看见。


所以说,商朝所谓"臭名昭著"的人殉人牲,按被杀者数量比重看,依次的是战俘、葬礼死者的亲友,最后是极少量的奴隶。退一万步,即便这些被杀者都是奴隶,但从被杀者数量上看也并不多。如今挖出来的是1178人,这个数目当然不全,因为还有一些倒霉蛋至今未见天日。幸好商朝杀人祭祀是件神圣的事,必须严格记录在甲骨上,专家们于是统计了所有出土的十五万片甲骨,发现累积人牲总数为13052人。把它平均到250年中去,是每个月四人。对于一个诺大的商王朝来说,每个月杀掉四个人作为人牲,实在不是太多,根本都不血淋淋,还没现在一天出交通事故死的人多呢。其实,人牲、人殉是远古时代人类的共同习惯,出于对神灵祖先的敬仰,世界各地无不如此。仅仅因为每月平均杀掉四个人牲就判定当时是奴隶社会,岂不有点危险。


其实奴隶社会的定义,一定是奴隶多到了成为社会生产者的主体的地步,才能算是。而所谓奴隶的定义,是“会说话的工具”,不算是人,跟设备机械差不多,可以买卖,不占有生产工具,他的主人处理他,就像处理一件物品。


商朝存在少量奴隶,这么说大约没有错。但商朝的奴隶肯定很多吗?这一点我们暂时不回答。但我们能回答的是,奴隶不是商朝的专利,后来的周朝也有一些。更后来的汉朝,奴隶的使用量有增无减,不论官府还是民间,都豢养役使奴隶,“臧获”和“奴婢”是对他们的流行称谓。他们与养马一样被当作一种投资,奴婢可以买卖。从很多史料和文学作品中我们目睹了他们劳动的身影,遍及了汉朝手工业、畜牧业、农业、运输、矿冶、煮盐和商业领域。皇帝甚至发召规范田地上的奴隶数量——可见当时用奴隶之盛。奴隶因过度劳累,折磨屈辱,自杀、早衰、瘦毙,比比皆是。主人们希望奴隶短命一点,因为老了不能干活,还得花钱给他养老。汉朝以后的朝代也都有奴隶。唐朝法律规定:“奴婢贱人,律比畜产。”把奴隶比作私人牛马。事实是,即使到了最后的大清朝,乾隆爷还一直把罪犯及其家属发到功臣家里为奴。


做完这样的纵向比较,我们再作横向比较。商朝的奴隶数量与同时期的埃及、古巴比伦相比,也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在古巴比伦王国与北方亚述人的频繁战争中,动辄有十数万人甚至二十万活口做了战俘,而三万、七万、九万战俘的记录更是史不绝书。埃及法老也是频频出征、大有斩获,捉到数万甚至十万俘虏。这些被俘的人口显然不可能全是士兵,当时的军队不可能有这么大规模,而一定是良民居其很大比例。这些被俘的人丁,绝大多数转化为国王和政府直接掌管的奴隶,还有一些发往奴隶市场出售给民间。而我们商朝的武丁先生,一次出征在三千五千人左右(只有一次达到一万多人),战俘又多被杀掉祭祀使用,实在没有因此产生多少奴隶。其实,中国的战争,并不是以产生奴隶为目的。




商朝最主体的人口,也不是奴隶,而是守着几千年世代相传的土地,土地上的宗族农户。孟子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就是说,国家向这些宗族农户发授土地,夏朝每人发五十亩地,商朝七十亩,周朝一百亩,然后国家收取其十分之一的收成。这哪是奴隶呢?分明就是正常的农夫,上交的是实物的地租。这些农夫,平时聚族而居,合族劳动,把一定比例的收成上交国家,其它在族内进行分配,战时则按族出征,他们是社会生产的主体,他们其实是多年延伸下来的原生态的宗族户,他们有自己的工具、农舍、自由、人格和自行支配的粮食财产,这不是带着锁链、一无所有、被买被卖的奴隶所能等同的。倘若一个社会最主体的人口——土地上的稼穑者不是奴隶,那这个社会还能被视为奴隶社会吗?当然不能。


而西方晚些时候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则不然,恩格斯说,雅典公民九万人,而奴隶高达三十六万人。恩格斯虽然不是历史学家,但他总不会随便信口雌黄。另有学者说法,雅典全部人口四十万,奴隶二十万。总之,奴隶构成了古希腊、古罗马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在迦太基的一处矿井,就有四万奴隶在带镣工作。克拉苏一个人拥有两万奴隶,安东尼时代一个有钱寡妇的遗产中包括了6000名奴隶。罗马通过扩张战争,曾一次性把被占领区15万人变卖为奴隶(失去自由的劳动工具)。奴隶们在市场上公开买卖,还可以像牛马一样租给别人收取租金,成为社会的一大主体阶级。没有奴隶,“世界”就一天也运转不下去。当时在亚历山大城奴隶的价格是如此的低廉,造成很多富人宁愿购买奴隶而不愿意雇佣自由人。斯巴达克斯的奴隶起义有20万人之众。有人估计,在罗马屋大维时代大约有5000万到8000万左右的奴隶。


说商朝是奴隶社会的人,是受“奴隶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这一说法的束缚。事实上,奴隶这种身份的人曾经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上长期存在过,甚至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曾存在奴隶:美国建国时有70万奴隶,占全人口六分之一。但我们不能因为找到了几个奴隶,就说“看,我发现了奴隶社会”。历史上,奴隶群体仅仅在极个别地区(即希腊、罗马)获得过充分的发展,上升为占主导地位,使得整个国家的经济和发展建立在奴隶者的劳动上,从而使这一地区的社会纳为奴隶社会。而再早一些的埃及、古巴比伦,我们甚至不认为它们是奴隶社会,虽然他们的奴隶数目远远比我们的商朝多,但仍构不成社会生产的主体,譬如修金字塔的民夫,现在就证明并不是奴隶,而是平民。


事实上,基于奴隶的经济和使用奴隶的经济是完全不同的。基于奴隶的经济才是奴隶社会,社会的主要生产主体靠着的是奴隶。而使用了一定的奴隶,就不就能算作奴隶社会。商朝存在着一定奴隶,秦汉明清也都或多或少有着奴隶,甚至美国从前也使用黑奴,但这些都不是基于奴隶的经济,而只是使用了奴隶的经济。使用了奴隶并不能就算是奴隶社会,美国有黑奴就也是奴隶社会吗?一定是奴隶数量多到足够成为社会生产主体的才可认定为奴隶社会。


而通过上边的分析,商朝的奴隶即便比秦汉明清多,但仍没有多到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的地步,因为商朝的土地耕种者就不是奴隶,被杀的人殉也多并不是奴隶。它远远没有达到像古希腊、古罗马这种完全把社会经济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的地步,商朝不是基于奴隶的经济,也就不是奴隶社会,这是显然的。


关于商朝土地上的稼穑,我们还有必要多谈两句,因为它是论定商朝社会生产主体是不是奴隶的关键。这些土地上的耕种者,他们在史料中被称作"民",在甲骨文中被称作"众"。郭沫若老先生解释说:"众"就是奴隶,从甲骨文上看,"众"是日下三人形,说明他们是在炽热炎炎似火烧的山野里,赤身露体耕作着的奴隶。



其实,农田劳动自然是在日头底下,除非哪一天实现了农业室内化才会改变,但凭什么说日头底下劳动的人就是奴隶呢?上及神农氏,下及今天的农村,干活的人都在日头底下,难道都是奴隶?再说,"赤身裸体"这也是郭老放任自己的想象,"众"中的"人"是人体的侧视形,在其它甲骨文字中“人”作为偏旁出现时也都是这个写法,并无穿衣或裸体之别,不知道为什么到了"众"字中就看出他是不穿衣服的了。


郭老在几乎没有证据的基础上,仅从字样上就断言"众"是奴隶,实在让人不能服气。对于史料上的"民"字,郭老也释为奴隶。他把一段关于商周的古文翻译得有声有色。原文是:"殷周之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春,令民毕出于野,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邻,毕出然后归。妇人同巷相从夜织,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这本是一个祥和的农村生活,简直和现今没有什么两样,但郭老为了证明他的奴隶制,作出翻译是:"这里的邑,很象是奴隶劳动的集中营。里胥、邻长就跟哼哈二将一样,坐在居邑门口,监视‘民'之出入。连妇人的工作时间一天都是十八小时,男人的工作时间也就可以想见。"


里胥、邻长扮演着"监督者"的角色,不假。但只要人类还存在,任何时代的劳动恐怕都需要有人在一旁组织和监督,即便今天也不例外。郭老有什么理由一见有人监督,就把它同奴隶集中营联系起来呢?事实上,如果是一群带锁链被强迫劳动的奴隶,光靠这两个老头子还根本监督不了他们呢!这两个人,其实只是宗族长者罢了,指挥一帮宗族农夫在田野上劳动,即便封建社会也是如此的。而"妇人同巷相从夜织,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明明是说她们勤快,聚在一起集体纺织节省蜡烛,相当于节省了工作日。郭老竟也能从中计算出奴隶制的"十八小时"工作制来。如此丰富的想象能力,除了诗人郭老以外,恐们很难找出第二人。


那么,到底这些"民"或"众"是什么身份呢?其实,原古文中说得已经很明白,“殷周之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也就是说,国家按人头授给他们土地,类似现在的包产到户。这怎么会是奴隶呢?奴隶怎么会授田呢。郭老闭眼不看这前面的大字,而硬从后面找哼哈二将,实在没法跟他论理啦。


事实上,商周当时的奴隶,来源有限,只有区区战俘、罪犯、卖身偿债者三类,数量因此有限。所从事的工作领域也非常有限,并不包括农业这一最主体的生产领域。与“古希腊”、“古罗马”这种典型的奴隶制相比,它是没有资格叫奴隶社会的。郭沫若硬把中国的商周时代视作奴隶社会,是一种“自污”!而这种“自污”的目的,不外乎是为了说明古代很差,而现代很好罢了。


我们说,奴隶,在中国历史上,从夏商周到秦汉明清,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是生产活动的一种补充,但从来不曾是主体的生产者。养活全体大众和统治阶级的,从古至今,一直都是农民朋友们,中国的社会生产者的身份性质一直没有很大变化。所以,论定商朝是奴隶社会,而随后又是农民地主的封建社会,这种试图以社会生产者的身份性质来划分历史,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其实,商周,和秦汉明清,最大的区别,倒不在于主流劳动者的身份,而在于社会统治的形式和结构。鄙人认为,应该按照社会结构和统治方式来划分中国历史,那就是“分封制社会”和“皇权专制”社会,前者含盖夏商周的主要时期,后者是秦汉明清这些时代。这两种不同的社会体系,实质区别是非常巨大的。商周分封社会,是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国内,又是国君分封卿大夫,卿大夫又有世袭封邑给自己的家族子弟,一层层分封,被封出去的封邑和封地,归受封者独立支配。无数大大小小的世袭封邑,解构了中国,导致天子和诸侯国君的专制力度不大,而个性和自由的张扬往往就在士民中存在。而秦汉明清,是皇权专制社会,是皇帝家族借助招募来的职业化官僚,来一统地管理国家郡县,是郡县制的结构,专制力度也就大,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就奴才性多。总之两者差异很大。在社会构架、政治文化、自由程度、经济组织、专制力度、人才选拔上,都有质的不同。官吏选拔方式也不一样,商周分封社会的各层统治者,是凭血统和世袭而充当,后面的皇权专制社会是市场化选聘官吏。


所以,分封制度社会与皇权专制社会的上述巨大社会差异,使得用这两个称谓来命名和区分中国历史社会阶段,是有实在意义和便利的。


而我们分封制社会,向皇权专制社会的过渡,则是从商鞅的变法开始的。商鞅的变法,就是改变了分封,而加强王权专制,实现了两种社会形态的转变过渡。关于这些,我们后面的书中还要再详谈。


下面谈谈阶级。不论是分封制社会,还是皇权专制社会,其中的阶级对立也都是存在的。在分封制社会中,阶级对立是授封者与被封者一层层之间的矛盾冲突乃至战争,还有一个是封地的私有者,与封地上的劳动者,这种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而所谓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矛盾,却并找不到,因为奴隶本来就不多,拥有数万奴隶的大奴隶主,在中国更是没有。)在皇权专制社会下,阶级矛盾也类似,是天子与各层的下属统治阶层之间的相互矛盾冲突,以及土地私有者(没有像封邑那么大了,而是小片土地了)与土地上的劳动者,这种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总之,阶级矛盾是相似的,前后并无太大差异和变化。


矛盾是类似的,但不同的是社会结构和统治的组织方式。


所以,用社会结构的不同来区分历史,比用阶级类型区分,更有意义。


总之,商周是分封社会,秦汉明清是皇权专制社会,这是更有意义的分法。


而以为商周是靠奴隶生产(错的)因此算“奴隶社会”,秦汉明清靠农民生产,因此算“封建社会”,但“封建”这个词本义是指“封建诸侯、分封”,而当时却又不是分封,这种漏洞百出而且对于分析社会问题又没有多搭帮助意义的划分法,实在是我不能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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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汐昕 发表于 2015-5-5 22:13:26

商代墓葬里殉葬的人是不是奴隶也没有肯定的答案,这些殉葬的人很有可能是主人以前的奴仆、妻妾,就算是奴隶,这和商代是否奴隶社会也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中国历代都有“奴仆”殉葬的传统,唐、宋、元、明、清哪个时代没有?难道都是奴隶社会?


“回答我的问题吧,“商朝最主体的人口,并不是奴隶,而是守着几千年世代相传的土地,土地上的宗族农户。”你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


人类文明的社会组织形态其实和人们所处的地理自然环境有非常大的联系,西欧历史上为什么会有奴隶制,是由于它的地中海沿岸贫瘠的土地和便捷的航海交通造就的商业经济所决定的,因为商业活动最要考虑的是成本,而使用奴隶可以大大降低成本。中国为什么没有奴隶制,是因为中国的环境气候比较适合农业种植,所以发展出了自给自足的家庭小农经济,中国的社会组织形态是以氏族和宗法制的社会,发展到后期就是大一统的家天下的模式,因此在社会生产中就不需要奴隶!这种以家庭和家族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模式对中国影响深远,直到解放前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是这种模式的社会!甚至影响了中国人的性格,因为商业社会的历史渊源所以西欧人喜欢讲法律,而由于氏族宗法社会的影响中国人喜欢讲人情!


其实奴隶制社会在人类历史上是比较特别的,一般只存在于商业活动比较发达的地区,比如古代的希腊,而中国古代商业始终不发达,奴隶社会也没有真正形成的基础。从这个论断还可以看到,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都有一个明显的奴隶经济成分,贩卖黑奴是典型的标志,殖民地是奴隶经济的另一个表现。这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继承古希腊商业经济的必然结果。最近,中国山西发生了黑砖窑事件,这种几乎等同于奴隶的状况,也只有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环境中才会出现。

“孟子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就是说,国家向这些宗族农户发授土地,夏朝每人发五十亩地,商朝七十亩,周朝一百亩,然后国家收取其十分之一的收成。

是不是奴隶社会,要看使用奴隶生产是否是主流,你提到的“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能说明什么?只能说明商王朝把土地分给国人并向他们收取”什一“的税,至于拿到土地的国人是自己生产还是使用奴隶生产,自己生产的占多大比例,孟子说明了吗?”


的确孟子是没说明,可是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得到答案!我问你商代的七十亩土地能养活几个人?他能养活奴隶吗?就算奴隶不要钱难倒奴隶不要吃饭吗?的确那时候已经有青铜器了,但那时铜是极其贵重的东西也十分稀少,只能用来制造国家礼器和兵器,可以想象农人手中的工具是多么的简陋!而且由于粗放的耕种模式,土地要经常轮流放荒以增加肥力!你以为商代的人种的都是超级稻,用的都是联合收割机啊???给你个直观的对比直到解放后我国许多地方的亩产也就两三百斤,这还是在使用铁制农具、耕牛情况下!不说3000多年前的商代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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